那您怎么评价当年晏阳初、梁漱溟先生他们的这个实验？

野夫：是真正的伟大，这就是知行合一的一代楷模，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参与社会改革的太少了，坐而论道、闭门造车的太多，西方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走出去的，参与社会实践的。

但是除了实践精神之外，您觉得他们的那种思路对吗？

野夫：思路当然是对的，因为中国，尤其在他们所处的民国时代的中国广大乡村，是那么愚昧、落后。比如说晏阳初到农村去，第一，扫盲，教大家识字，识字对这个民族太有意义了，这个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如果整个民族基本上就是由文盲构成的，那这个国家太值得怀疑了。第二，教大家刷牙，中国没有刷牙的传统，刷牙利于身体健康，利于文明交流，可能我们的爷爷辈都不会刷牙。如果更多的人早年都去做了这样的事情，今天农村的这些愚昧落后的现象就不至于还这么多了。我到西方农村去，整洁、漂亮、卫生，那就是公园，在农村任何一个地区都是公园，中国的农村，脏乱差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2011年我到贵州石门坎去支持他们的小学教育，一走进苗族山寨，脚都不知道往哪儿踩，遍地各种粪便，苗族在那个山寨生活了几千年，今天的生活状况和一千年前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改变，就多了电线，这个社会进步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些都需要知识分子去建立。

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抗战，梁漱溟先生那种实验还可以继续下去，您觉得他们的构想能够实现吗，中国现在的农村面貌会改变吗？

野夫：历史应该说不能假设，但是每一点儿努力一定会带来一些好的效果，这是多年之后会慢慢呈现的，他们的构想是否能够在广大中国实现，这个谁也不敢担保，但是首先实验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