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六岁离家外出读书，我独自跟世界厮杀时从无畏惧，深夜里的泪痕从不留到黎明。是因为我知道无论走得多远，还是能在脆弱至极的那一刻，卸下所有在陌生人面前佯装镇定的伪装与彻头彻尾的狼狈，走到他面前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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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时候他28岁，婴儿时候的我很胖，脸蛋、胳膊和腿都无一例外的滚圆。我想象不出那么瘦的他抱我时是什么样子，家里居然没有一张一岁前的我与他的合影。

但是我看过我出生前他与妈妈在泰山山顶拍的照片。剧烈的山风吹过头发，他戴黑色边框的眼镜，微微地笑，细长的手指交握着扣在膝盖上，像一个文弱的书生，难免让人想起柏桦的诗：“小竹楼，白衬衫，你是不是正当年？”

他是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从小给我唱的歌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民谣，既能将一手楷书写得端正有力，也能在下班后的晚上端坐在书桌前读一本欧·亨利的小说集。直到现在，我给他讲我读的书，他也能从谍战剧和警匪片中抽身，听得津津有味。

彼时他还是中学老师，能写一黑板漂亮的板书，然后轻轻地拂掉落在衣袖上的粉笔屑。他数理化样样精通，可惜这些天赋都没有遗传给我。

我初中的化学老师当年也是他的化学老师，他毕业之后回校教书，他们便成了同事。初三刚开了化学课，我拿着不及格的试卷战战兢兢地站在办公室里等着挨训，那位胡子已经略白的化学老师摘下老花镜，恨铁不成钢地摇头叹气：“你说说，你爸爸的化学这么好，你怎么就……唉……”。

我能记得三岁时被奶奶牵着走街串巷唠家常，也记得坐在妈妈当老师的小学教室里被一群哥哥、姐姐围着看，尽管他陪伴我的时间最多，但对他最早的记忆却莫名其妙的模糊。

关于他的最早的记忆来自四岁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们爬上奶奶家的房顶看夕阳。他问我要不要去上幼儿园啊，我说好。初秋，幼儿园开学了，他骑自行车送我，沿途路过苍翠的田野和安静的村庄。

第一天上学，我一改之前说好的“听话”，他一走我就放声大哭，他无奈，只好在窗外站了一天陪我，直等到教室朝西的灰木窗框被傍晚的斜阳照成柔柔的粉色。

第二天，他一走我还是哭，于是他只好指着停在院子里的自行车跟我商量：“我站着太累了，我去你们老师的办公室坐着吧，我保证不走，你看我自行车在这儿呢。自行车在这儿，我走不了，对吧？”

我想了想，答应了，上课的时候一直监视着那辆自行车。后来我才知道，虽然自行车一直放在那里，但他却偷偷地溜走坐了公交车去上班。不小心说出真相的时候，他不顾我的愤怒，幸灾乐祸地笑我：“小孩子真好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