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德充符》）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

也就是说，人对此既不能预知，亦无从左右，那么只好作为前提接受下来。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至少是得道的初步了。是以《德充符》云：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天运》更云：

“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

我曾在《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里看到一段古代的祈祷文：

“主啊，请赐给我力量去改变能够改变的事物。主啊，请赐给我力量去忍受不能够改变的事物。主啊，请赐给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差别。”

说来与《庄子》是同样意思，尽管表面看来，略有积极与消极之别。肖氏说：“对这段祈祷文，我有时候喜欢，有时候憎恨。虽然我的生活已临近结束，可是我既没有这种力量，又没有这种智慧。”我觉得那祈祷文始终只能心中默诵，及至开口，就是承认自己无法做到。孟德斯鸠临终说“帝力之大，正如吾力之为微”亦系此意，然止是陈述事实而已。我把这意思写进了我的《云集》的序，那是在母亲刚刚生病之际。

人无不死，所活的年岁却有长有短，这似乎影响着对于“死”的评估。有个“夭”字，与“寿”相对。《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刘备遗嘱云：

“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

这番话略经修改写进《三国演义》，我小时候读书就留意了，至今一直记得。高寿甚至可以抵消死的意义。向有“喜丧”一说，也就是“活够本了”。平常谈及某人死亡，每说“享年”多少，仿佛是一种占有，一笔财富。细细想来，也的确如此。

母亲去世后的第二个圣诞节，她那位朋友没有再寄贺卡来。第三个圣诞节，也是如此。

又有一扇人间之门对已经不存在的母亲关上了。

《庄子》讲的“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乃是分成两个层次：低者是“认（可）命”，承认“不可奈何”；高者是“认（识）命”，如此方能“安之”。盖在作者看来，因为我们只是站在生的立场体会从生到死这一变化，关于生与死的认识难免带有局限性，我们并不知道假如站在死的立场对此会有什么看法。即如《齐物论》所云：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知并不限于生之所知，应该立足于一个更大的一并包容了生与死的立场去看待这一问题，那样恐怕就不至于一味“说（悦）生”、“恶死”乃至“蕲生”了。《大宗师》所云“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 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都是把生与死分别看成属于一个总的过程或大的循环之中的两个阶段 ；从同为“阶段”这点而言，彼此也就没有差别，如《德充符》所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 ；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此即《秋水》讲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能够“以道观之”，就是得道。《大宗师》云：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我读《庄子》，总觉得作者将生死之事看得很重，如《德充符》所云“死生亦大矣”，乃至非要有种说法，非要从这种说法中得到解脱不可。“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既是减弱生的意义，更是减弱死的意义，是通过减弱生的意义来减弱死的意义。以此来看《列御寇》所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