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可把大家累坏了。早上九点半吴环就来了。我在先已把衣物都放在手提包或大的塑料袋内，大大小小好多件，加上我床头的小茶几，由方方和吴环陆续搬过去。小张和木匠说好，中午吃完饭来，都说不用搬家公司，由他们用他那工具车就可搬去，他的车后备箱可通前座，经常装装修的材料。中午由我做了油菜虾米龙须面，吴环特爱吃，再配了几样小菜，就解决了中午的饭。然后就搬大件，小张他们搬了三次，把我屋里的床，梳妆台，小柜，老虎椅，落地灯，台灯，还有原放在阳台上的玻璃茶几和两把藤椅，都搬过去了。最难搬的是我那大电视，特沉，还有老虎椅，到了我那房子，还是把卧室门拆下才放进去。我的衣物还有好些没能搬过去，以后慢慢搬。我是最后去的。吴环把搬过去的家具先擦了一遍，把我的屋子收拾好，她坐在我的老虎椅上，看那宽阔的卧室，舒服得不想起来。都说我的卧室太好了，主要是带阳台，还有一个大卫生间可专用。八十岁的我真是享福了。当然比上不足，但比一般人就非常满意了，很知足。”

母亲曾写信告诉姐姐：

“我这房子最好的一点就是冬日来临，还是热热乎乎的，在太阳好时，更是晒得暖洋洋的。……我小时候在天津所住的洋房，二楼有阳光的南向的房间是我父母住，他们屋里除了向南的窗子还有两扇向东的窗。这房子还连着洗手间，有两个门，一通他们屋子，一通过道。我的屋子是向西的，而且窗户是对着旁边那家的墙，中间隔着一条小巷。我的住房旁是用人房子，他们有个小厕所。还有一个门可以上到三楼，是晒台，有一间堆东西的房子。我两个弟弟住的屋子是向北的，不过有多扇向东的窗。还有一间与我父母住的房间一样大，是小客厅，但前面有向南的阳台。鸿孙在那里照‘太阳灯’（我想是紫外线，因为要戴上墨镜）。我们的阳台窗下都是柜子，上开盖，可以坐，我们的玩具和小人书、书等都放在里面，到现在宋阿姨还记得这些柜子。这阳台是突出的，现在都叫飘窗（我现在的房子的小卧室就是飘窗，报上登了以后不再盖这种飘窗，因造价太贵）。一楼有书房、客厅、餐厅，有进大门的大厅，楼梯上下时可以看见大厅，上面放了花盆。还有厨房，用人的住房，吃饭的屋子。有一个小后花园，有葡萄架，有夏天可乘凉的座位，睡莲池三个角种了花，一个角可放桌椅休息的。这个房子是我父亲亲自设计的。父亲会设计，母亲会布置，所以我住在那里那么舒服，我终身不忘。那时我们都很小，印象中房子很大。后来我去过那里，没进屋，但觉得不大了。小时候去过二伯伯在青岛的房子，也觉得房间多，院子大极了，可后来我随学校去青岛旅游，找到那里，就觉得不那么大了。孩子的眼光和成年的眼光有不同，但我的印象那么深刻。”

在这封信里，还配了几张插图。

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的房子里继续住了一年。这一年我具体是怎么过的，回想起来有点像“真空地带”，虽然刚刚过去不久。我有如生活在母亲的废墟之上。或者说，我就是她的废墟。

在北村薰著《漂逝的纸偶》中读到一段话：

“千波的母亲是在医院去世的，不过她在这张床上躺了很长时间。床上的旧垫子已经拿掉，床架还留着，现在千波每天躺在上面，和母亲看到的是同一个屋顶。”

仍然存在的环境，在存在的与不存在的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延续性——我现在之所见就是她曾经之所见，我此刻的感受就是她当时的感受。这与“去年今日此门中”的诗中所写尚且有所不同—那里“人面”仅仅是作为被观察、被感受的客体而存在的。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那房子里听到楼上传来的持久的吵闹声——小孩们总是跑来跑去，每天清晨和深夜都拖动家具，仿佛那一家人难得安宁似的。母亲曾经很为这种噪音所苦，写信对姐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