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你说过，对于作家探究、解决很多问题是否有益于小说写作，是有争议的。记得米兰·昆德拉在耶路撒冷演讲中就批评过，作家不该扮演公众人物，或试图为公众代言，而是要做回纯粹的小说家。而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就会使他的作品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他的作品可能被视为他的行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场的附庸。“而小说家绝非任何人的代言人，他甚至不是他自己想法的代言人。”悖谬的是，作为小说家的昆德拉的确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发现、探讨了很多涉及人类、人性、社会、哲学、政治诸方面的重要问题。

张炜：小说家在不同场合和不同语境中，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之所以相互冲突，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变了。总的来说，单纯小说家的道理，与一个作家的道理会不太一样。但我这里想强调的是更大处着眼的写作，而不是局部的、一时的写作利益与写作策略。后者小于或低于前者，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要服从于前者。

傅小平：现在依然有很多作家，把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奉为写作的标杆，但也有些作家对此表示不满。他们觉得动辄谈论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谈论这几位大作家，是对当下写作处境的一种回避。因为，当下作家即使再伟大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托尔斯泰，而假如托尔斯泰活到当下，他也不可能写出那样伟大的作品。

张炜：现在我认为是最需要谈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时候，没有这种重要的文学与艺术、思想与道德的参考和启迪，我们就会安于现状，回避和迁就自己当下的写作处境，作出“与时俱进”的解释。在破碎的、欲望的和消费的文化浊水里，要有探头呼吸的可能和机会，这样才不会被憋死。不然健康的艺术和思想要么会终止，要么会发生变异，成为适合这滩浊水的某种新物种。所谓的谈论托尔斯泰不会成为另一个托尔斯泰，而谈论别的作家就会成为那样的作家吗？显然也很困难。可见这种设问和担心一点必要都没有。

傅小平：你也比较多地谈到了雨果和巴尔扎克。在一些写作者的眼里，或许依然认为他们是大作家，但更多是把他们束之高阁，而不是视为一种活的文学资源。我想你不断提及他们，一定有你的道理。

张炜：我谈巴尔扎克不多，倒是谈了一些雨果和歌德，以及那个时期前后的一些作家。这些国外经典和中国经典一样宝贵，都是不可逾越的。他们是在更长的时间里积累的人物。不是说现代作家不重要，而是现代作家所经历的时间还不够长。精华的识别和集中要满足一些条件，相应的时间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现当代文学不能取代十八九世纪或更早以前的文学，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不断提及更早的那个时代，也就是关心和看重现当代文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和障碍，都有自己的遮蔽和局限，所以阅读必须是跨时代跨世纪的。

傅小平：赞同。某种意义上说，评价也必须是跨时代跨世纪的。泛泛地谈论和比较不同时代的文学，并给出高下优劣的评判，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体现在当下学界，不同评论家及不同的批评阵营，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评价之判然有别让人瞠目。依你看何以如此？

张炜：不同的批评都可以听，但要清醒，要有一只不太糊涂的耳朵。批评一旦成了“阵营”，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批评和写作一样，需要秉持独立性、个人性的原则，是个人知与悟的表达。离开了思悟的能力、质朴的体验，在先入为主的观念下作出的文学评价，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看风头，看势利，使性子，这样的批评不仅没有学术价值，而且还往往短视、无趣和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