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这样的争论，让我想起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看法总会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眼下很多言之凿凿的争论，实际上只是离事实十万八千里的看法之争。你前面也提到歌德，他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像你这样进行创作的同时，对理论或观念性的思考孜孜以求的作家很少见，何以你会写下如此多“灰色”的且很有可能是“速朽”的理论思考？或许你对此有不同的见解。

张炜：害怕“速朽”，直奔“永恒”，这样的聪明也许并不可靠。鲁迅当年就一直希望自己“速朽”。对是与非的纠缠，离“永恒”和“长青”是多么遥远。但就做人来讲，这也算一份不能推开的责任，是一种人生态度，这种责任和态度本身就是很朴素很自然的，于是也构成了“生活之树”的枝枝叶叶。

傅小平：有人说，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是一个巴尔扎克式的时代，却没有出现像巴尔扎克式的作家，并为此倍感困惑。你是否认同这样的判断？

张炜：我想，今天再像巴尔扎克那样写作，大概已经不行了。那样奢侈地使用文字，现在是不允许的。由于多种媒体的介入，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需要更简要更结实的文字。这好像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时期，但仍然还不是巴尔扎克的时代，因为在精神和科技、物质和自然诸多方面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和思想的果实，再也结不出与十九世纪相同的那种了，但在雄心和价值、气概和追求这些方面仍然可以相互学习和比较，问题就在这里。

傅小平：实际的问题在于，眼下作家仅止于比技艺、比水准，并因此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去言说巴尔扎克等一些大作家的“过时”。当然以我的观感，如果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来做一比照，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更可以说是雨果、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三位一体”的时代。而今，八十年代那种雨果式的激情已然逝去；九十年代以降巴尔扎克式残酷的社会描绘，人们已习以为常；福楼拜笔下看似波澜不惊的“庸常”，就成了作家们力图诠释和表现的愿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当下之所以被特别推崇的部分原因。

张炜：好的作家必定有超越的眼光和气度，不太受一个时期艺术潮流及趣味的影响和左右。鲁迅当年所谓的盼望是出现一个“凶猛的作家”，意思大概就是指超越的能力和勇气。其实作家的生命力足够强悍，就会表现出综合归纳和居高临下的理解力，既从自己的时代起步，又能走得很远。专注于生活的细部是必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庸常埋掉自己，不能随波逐流。

傅小平：当说到文学传承时，很多写作者张口就会说出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福克纳、马尔克斯。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先锋作家，多数也承继了这一文学脉络。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了先锋之所以成为先锋的一个必要的背景。相比而言，你更倾心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这使得你的写作始终和先锋文学保持着距离。你怎么理解先锋，还有先锋与传统之间的关系？

张炜：我同样算是比较热衷于这个时期的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一个写作者，说到底这种阅读是不能回避也不能偏废的。我只是强调我们需要十九世纪艺术与思想的参照，要拉大我们的精神坐标。当代的“先锋”如果离开了这种参照，就会流于简单的模仿，变得单薄，也难以走远。实话说，在市场和消费主义的召唤下，哪里还会有什么“先锋”。真正的先锋是勇气，是对于艺术和思想信念的顽固坚持，是一根筋。伪先锋是不需要传统的，因为现学现卖完全来得及，而不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艺术和思想坐标里思悟和整合。伪先锋说到底仍然是商业主义的一部分，是与商业投机属性相一致的写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