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让人体会语言的力量、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美妙和丰富，而诗歌教育则是一个人通往优雅高贵的林间小路。

傅小平：作为一个移民诗人，你独特的生存体验引人关注。可否谈谈你的瑞典生涯。

李笠：说来话长。转眼我已经在瑞典生活了二十二年。初到瑞典的时候，住在学生宿舍，举目无亲，女友来了又去，像一场场雪。一个周末，对着飘飞的大雪，我用瑞典文写下了一首题为“斯德哥尔摩，冬天”的诗。在一个聚会上，我把这首诗念给了几个瑞典朋友听，没想他们听了赞不绝口，建议我把诗寄给瑞典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把诗寄出去一星期后，我就接到了报纸编辑的电话，他们想把诗发在周末的文化版上。

诗发表后的第二天，瑞典的权威书店Akademi bokhandel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他们举办的一个诗会。参加朗诵的诗人，有四个而今已成为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院士。

傅小平：很有传奇色彩！后来的情形呢？

李笠：朗诵会上，我遇到了一个叫Daniel Hjort的出版商，他说想出版我的诗集。我欣喜答应。九个月后，我的第一本瑞典文诗集《水中的目光》出版。就这样，我成了瑞典诗人，或者确切地说，用瑞典文写作的移民作家。

傅小平：这是不是说，你此后就在瑞典文坛站住了阵脚？

李笠：那还是后来的事。实际上，在瑞典和在国内一样，靠写诗生活是不现实的，尤其在没有成名以前。有阵子，我疯狂地用瑞典文写诗。那就像一场婚姻，先是热恋然后结婚，生育，养家糊口。其实，我也不得不继续用瑞典文写诗，因为我拥有了读者。出了两本诗集后，我开始考虑生计。刚到瑞典时，我心里一直揣着做文学博士的计划。不过，一想到那些和我一起听课的博士那大题小做、钻牛角尖、洋洋得意且自以为是的嘴脸，我就起鸡皮疙瘩。那时候，我就想着与其写一流的论文，还不如做一流的诗人。于是，我打消了写瑞典当代最好的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论文的念头。

我找了份工作，在一家医院做护理。在同屎、尿、疾病、呻吟、死亡交往半年后，我退却了，后悔了。痛苦、不安、愤怒、绝望、无奈等情绪轮流地折磨我。三班倒的生活，让我感觉我在劳改，经历一个人的“文化大革命”——我在干我不喜欢干的事。我失眠。半夜读斯特林堡的《地狱》，感觉我就是书里的那个“我”：常常发现坐着的椅子在晃。有时我会在睡觉时突然大叫一声惊醒，就像“文革”期间被隔离审查三个月后放出来的父亲。一年后，我的第三本诗集《遁》出版了，得到评论界的一致赞誉，并获得瑞典作家基金会五年的写作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