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谈到这里，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应该说，当下国内的作家都深受翻译作品的影响，曾经这种影响被认为是一种时尚，而今翻译体却受到广泛质疑，一些作家、诗人转向民间寻找精神和文化资源。你是一位诗歌翻译家，自己写诗也难免受到翻译的影响。怎样在你承继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和你现在所处的北欧文化脉络中，寻找到自己诗歌写作的根基呢？

李笠：中国现代文学，诗人小说家都是吃欧美文学的奶水长大的。我自然也逃不出这一命运。我的诗歌有着所谓“翻译体”的印痕，但这并不会让我焦虑。因为任何一个杰出的诗人都是各种文化、各种风格、各种写法的炼丹炉，是一个博采众长、独无仅有的声音。

傅小平：德国汉学家顾彬有一个说法，中国作家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能精通一两门外语。这话说得有一部分道理。多懂一门外语相当于多开了一扇窗户，对于拓宽作家的视野无疑是有好处的。不过，在我印象中，既是好的翻译家，同时又是优秀的诗人或作家的，在国内并不多见。

李笠：顾彬显然在捉弄国内那些自信力不足而又想讨好欧洲人梦想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这个德国汉学家的观点浅薄，充斥着欧洲殖民主义“老子天下第一”的恶态。精通一两门外语并不是成为大作家大诗人的唯一条件，或万无一失的保障。不错，在欧洲，一个作家一般至少都会两三种语言。但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每一种欧洲语言（除了英语）都过于狭小，必须借助别的语言才得以生存，北欧最大的语言瑞典语只有900万人会说（不到讲上海话的人的一半）。所以，他们要理解世界，与世界沟通，就必须掌握一种以上的语言，因为多一门外语就多一扇窗户。国内目前有不少好的诗人和作家，有的既是翻译家，又是诗人，而这种现象将来会越来越司空见惯。

傅小平：翻译怎样影响了你的写作？你对翻译持何种见解？

李笠：翻译让我学到了民族文化里没有的东西。翻译不该被轻慢，因为它是一种难度更高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