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不过，有一些诗人写诗，有意让人看不懂。好像只有让人看不懂，才是好诗。当然，另一种倾向是，有意让人看得太懂，以至都没法叫人确信那也是诗歌。比如，前些年流行的下半身写作口水诗写作，目前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是“羊羔体”“梨花体”等诗歌样式。你怎么看？

李笠：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总有一些鸟，让人肃然起敬，比如夜莺。

傅小平：说到这些现象，其实离不开一个大背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诗人的理想主义情怀逐渐湮灭。读了你批评杨炼和北岛的文章后，感觉你很看重诗人的良知，还有他们独立的精神和勇于担当的情怀。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式的诗人吗？怎么理解诗歌写作中的知识分子精神？

李笠：我认为良知是人格的一部分，是一个大诗人不可缺少的品质。所谓诗歌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就是直面现实、敢说敢言的精神。中国诗歌需要这种坦荡尖锐、具有批判性的元素。

傅小平：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内越来越多地弥漫着一种诺贝尔奖的焦虑症。就你了解的情况，瑞典人对这个奖项持怎样的看法？对我们客观看待诺奖有何启示性意义？

李笠：在瑞典，人们并不把诺奖当成一件很严肃的事来谈，相反会轻松地去谈论它，就想谈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件趣事。这只是我的感觉，其实这个问题，交给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比如曾担任过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诗人卡耶尔·埃斯普马克来回答更合适。

傅小平：国内的文化界人士感叹，在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处于很不对等的弱势地位。作为一个移民诗人，你对于改变这种状况有何见解？

李笠：这种“弱势地位”恐怕是一种臆造，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蛊惑。与实际的文化交流毫无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受到西方的影响。对于作家诗人，这是件好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鲁迅就是尼采、易卜生、斯特林堡等西方大师和中国文化交流的产物。但对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种交流就会成为焦虑，甚至变成病毒。在西方生活，用瑞典文写作，让我始终不停地问：我是什么？时间存在以及死亡等等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