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好的人生岁月都在社会动乱年代里耗掉了，卢晓蓉回忆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现代完人”的长子其实职尽天伦，在为父亲和这个社会守望着一种人的精神。这是一个大愿：卢作孚死了，他得活着，他得证实现代中国人格的某种完善境界。

卢晓蓉写道：“文化大革命”中，大婆婆被赶出家门，没有了生活来源。我父亲不顾自己蹲“牛棚”、扣工资、三个子女都在农村的困难，每月坚持给她寄生活费从不间断……同时得到父亲资助的还有他的三叔、三婶等。父亲年逾九十的四婶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如闻“一声惊雷”，泣赞他“至尊至孝”。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曾对卢国维说：“您的档案是我见过的知识分子档案中，最清白干净的。”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改革伊始，全社会对商业、市场经济都很陌生，国家想到了当年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的后人。政府出面做工作，希望年近花甲的卢国维能招商引资。这个一辈子做技术的人开始展示他的才能。1980年，他被调到武汉的长江航运管理局，担任了高级工程师，负责欧洲船机的引进及涉外谈判工作。1984年，他发起成立了大通实业公司。1985年，他引进500万美元为武汉市创建了第一家国际租赁公司。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为了更好地促进内地的“三引进”、两岸的“三通”和香港的回归，1990年，卢国维举家重返香港，住了十二个春秋。他多次接待海外友人，动员他们到中国发展，并将他们的宝贵建议转呈给中央有关部门。通过卢国维的关系引进的外资，达上亿美元，创建的项目有数十个之多，但卢国维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回报。

跟父亲大起大落的一生不同，卢国维的一生显得平淡一些，但这个人跟卢作孚一样怀着菩萨心肠。卢作孚有一篇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其实用于卢作孚、卢国维、卢晓蓉三代人身上都是恰当的。他们的人生即是报世，在发愿中建设，在发愿中承担一切痛苦。这是完人的事业，是菩萨的命运，即把众生之业力担荷于一身。卢作孚承认：“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但他们仍去做了，而且自觉，并建立起令人景仰的现代人格。

卢作孚说过这样的话：“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欣赏，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创造，且欣赏，且看公众欣赏。这种滋味不去经验，不能尝到。平常人以为替自己培植一个花园或建筑一间房子，自己享受是快乐的，不知道替公众培植一个花园或建筑一间房子，看着公众很快乐地去享受，或自己亦在其中，更快乐。”他的儿孙们多这样实践了，卢国维辞世时，他的朋友、同事多有撰文纪念，真挚感人。朋友们为他写下了挽诗：“欣任译员赴国难，奋拼余热创宏基。离亭芳草连天碧，寥落晨星动远思。”还有挽联：“丧乱曾经，青春作远征，一生清朗入江魂；孝慈共同，耄耋成苍穹，千秋气节映高松。”

这样一个福泽绵延至当代的家族，用卢晓蓉对祖父的理解，确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