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任性”让人见识了一个文人的品性。1936年年初，郁达夫在杭州建成了自己的住房，取名为“风雨茅庐”，有三间住屋两间书房，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郁达夫为此负债4000元，据说这笔钱是一个小他很多的女学生提供的。郁达夫在此屋内仅居住三次，时间加起来尚不足一个月。房契写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后被王映霞出售。

跟王映霞热恋时的郁达夫把他们的爱情说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侣”，在日记里，郁达夫甚至把跟王映霞接吻的次数都做了详细记载。但“风雨茅庐”建成后两年，即1938年，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郁达夫谨启。”

郁达夫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一部作品，他对人生、世界的看法无论多么深思熟虑，都是感性的、孩子气的。同样感性的弘一法师曾对郁达夫说：“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他对金钱的看法也相当孩子气，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朋友到饭馆吃饭，结账的时候，郁达夫竟然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了服务员，他的说辞是：“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还有一次，郁达夫拿到工资，把钱撒在地板上，用脚狠狠地踩踏。房东老太太看了，说他真是发神经了！

郁达夫的浪漫与“放荡”不羁，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当他终于顶不住生存压力，而想到体制内求职时，机会已经很少了。1935年夏，郁达夫拟应聘暨南大学教授，教育部长王世杰以他“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为由阻止了对他的聘任。1936年，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器重郁达夫的才华，想重用他，招他去面谈，结果陈仪大失所望，他觉得郁达夫“随随便便，不受约束”，看来他“不是一个适当人选”。

我们今天看郁达夫，除了他的浪漫而坎坷的人生让人唏嘘外，他的文字仍给我们美的真的和善的享受，因为他的关怀少在世俗层面，从而铸造了一个精神世界的极致之境。他的个性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仍是我们的高标。如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他就怀疑革命投机者而引起攻击。国共分裂后，他又直率地对美国记者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于是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但“革命意志衰退”并不能说明一切，我们今天看到，郁达夫贡献的文化遗产远胜过许多革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