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郁达夫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在北大只是讲师，薪水并不高。加上时时帮助他人，他自己的生活也捉襟见肘。当晚，在激愤之余，他写了名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现在我的经济状态，比从前并没有什么宽裕……每月的教书钱，额面上虽则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一十七块，但实际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烟酒的账，也要开销二十多块。”他为文学青年们指出了上中下三策，“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上策不行，他的结论就是做贼，或去革命。

郁达夫劝别人在行，但这并未阻止沈从文继续文学的梦想，也未阻止他三年后离开体制也做了一个“文学青年”，虽然他已是成名作家，但也只有20多岁。郁达夫和郭沫若编辑《创造》季刊时销路不好，书店老板答复他们时非常冷淡，两人很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店，但还没大醉。郁达夫突然跑向街道中间，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做射击状，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虽然成名作家的收入不低，郁达夫的稿费标准是跟鲁迅、茅盾等人差不多的一等，即千字七八元，当时的二等作家稿费则为千字三五元，三等作家二三元，四等作家一二元，辞去体制工作的郁达夫第一年即1927年的收入约2000元，合现在的人民币十几万元。但他的花销太大，生存的压力太大了。在郁达夫的日记和书信里多处可见其对稿酬和家庭收入支出问题的关注，有时令他寝食不安。他好酒，日记里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喝酒三坛大醉”。他说：“不晓得什么地方听见过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的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上的两件，我都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宜……”

我们知道，郁达夫的文人心态、孩子心态、浪漫气质、质疑型人格，让他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他有家累，但在外又不断地陷入吃花酒、恋爱事件中。生计压力之大，加剧了他的敏感、神经脆弱、暴露癖和愤世嫉俗。他在日记里感慨：“经济不充裕，想买的书不能买，所感到的痛苦，比肉体上的饥寒，还要难受。”为了挣钱，他写了大量的游记，以至于“跋山涉水”写游记成了他的职业。有一段时间每日至少需要创作5000字。他曾说：“若不趁此好天气多读一点书，多写一点稿子，今年年底怕又要闹米荒。”

但他的生活过得不如意，他想过好，却把自己过成了民国文人最多“绯闻”或“家丑”的人之一。他移情别恋，跟杭州美女王映霞的爱情闹得举世皆知。但几年后的1932年，王映霞“叫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郁达夫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予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一份”。面对郁达夫原配未弃的实况，王家人督促郁达夫将其所有著作的版权，签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赠予王映霞。

郁达夫答应并照办了。一年后，郁达夫迁往杭州。朋友们或者摇头，或者劝阻。鲁迅专门写过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