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文学翻译这个行当，完全是半路出家。

当年高中毕业后，按填报的志愿进了复旦数学系。数学自有它的魅力，同班的同学看数学书能到入迷的境界，可我道行浅，真正让我沉潜其中的还是小说。每天午休时间看《安娜．卡列尼娜》的氛围，依稀跟这本小说交融在一起，留在我的印象中，带着点青春时期的忧愁。

在复旦读了五年数学，毕业后派在华东师大当了二十多年数学教师。但最后我决然改换门庭，到出版社从事文学翻译、编辑工作。对我这样改行，很多人觉得好奇，也有人感到惋惜。但回想起来，这个过程是很自然的。我在英国有个远房表弟，从剑桥理科毕业后突然当了牧师，他告诉我说是受了上帝的感召。我的情况没这么玄，我想不起自己受过类似的感召。如果说事出有因，因由就是对文学的兴趣和对翻译的热爱。我从小喜欢看书，少年时读小说之多、之杂、之快，现在想起颇有恍若隔世之感。而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傲慢与偏见》，我几乎有一种偏爱，对翻译如此美妙的书的傅雷、王科一先生，小小的心灵里不胜仰慕之至。报考复旦数学系，说来有点“历史的误会”的味道。父亲早年就读于浙大数学系，四年级时离校参加学生救亡运动，此后一直未能以数学为职业，母亲引以为憾。所幸（抑或不幸？）的是，我念高中时文理都尚可，毕业遂报考数学以了却母亲心愿。此后念书、教书，中间还夹着政治运动，一晃就是十几年。再后来，学校派我去法国当访问学者。可以说，正是这两年的生活促成了我的改行。在当时的环境下，到了国外，对人生定位的思考很自然地跟在国内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巴黎高师这样一个随处都能感受到哲人余韵的宽松环境里，思路开阔了，胆子也大了，觉得人生道路宽广得很，改行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并非大逆不道。因此，我在回国时即已“脑有反骨”。但真的跨出改行这一步，毕竟又等了十年。刚回来，觉得既然受惠于公派，应当有一段时间报效学校才是。接着，系里要我当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我婉谢坚辞均未果。好在当时精力还较充沛，似乎还能一心二用，就一边教课带研究生，一边翻译波伏瓦、大仲马和都德。转眼间，到了近知天命之年，痛感非作出抉择不可。学校体恤我一片苦心，同意我调到译文出版社。译文社欢迎我去，但总编事先以朋友的身份找我谈了一次，坦诚地为我分析利弊得失。我表示好意心领，但已义无反顾。

事过境迁，如今跳槽已成寻常事。跳也好，不跳也好，关键在如何认识自己。抚躬自问，我感到认识自己并不容易。人各有志，也各有所宜。有个老同学曾告诉我他的体会：“做过生意，就不想再做别的事情了。”这挺好，说明他适宜于经商，也乐在其中，我为他高兴。但我自问无拳无勇，既不适合经商，也缺乏这方面兴趣，哪怕钱能多一些，也未必就开心。说到底，为人之道，割爱而已。如何割爱因人而异，但总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