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与妻子

1988年初，该案正式启动审判，我被控方传召出庭做证，用了将近三天时间在法庭上进行现场重建。法庭上的理查德一直面无表情，只是静静地听着。我告诉陪审团，海伦·克拉夫茨已经死了，而且被挫骨扬灰，撒在了约尔拉湖，她的丈夫理查德与此事关系甚大。鉴于理查德提前购买链锯、租借大型碎木机的举动，更可能是他蓄意谋杀了妻子，当然，我也如实告诉陪审团，也有可能是夫妻争执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伤害！

1989年3月，陪审团最终认定理查德一级谋杀罪成立，被判处99年监禁。服刑将近20年后，他曾经给我写来一封信，信很短：“李博士，您是这场审判中唯一说真话的人，我认可您的分析，但是这是一场意外。”

我没有回复他的信，尽管我很希望这是意外，这意味着海伦没有被她深爱过的丈夫蓄意谋杀，但是理性告诉我，这种可能性很低。理查德是一个智商超群的人，但是他的情商显然并没有与之同步。我接触过许多丈夫杀害妻子的案件，有不少当事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们显然没有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妥当地处理家庭关系。

我一生受益于妻子的支持，因此对这类案件总是感到极为痛心。我醉心于法庭科学事业，妻子早年独力照顾一双儿女，辛苦之情状可想而知。我理解妻子的唠叨，妻子也体谅我的辛苦和追求。因此，即使我们偶有争执，都会在一个善意的表情、一句关心的话语或者一份美食中，轻松化解。

在融雪寻证的日子里，我每天在冰天雪地里工作10个小时以上。回到家后，双脚已然冻僵，妻子宋妙娟细心地用热水为我暖脚，我常常说：“如果没有太太，我的这双脚也许早就废掉了。”

我的太太是出生在沙捞越的华侨，早年在台湾求学。在遇到太太之前，我曾向母亲许下承诺，不取得博士学位，绝不结婚。

1961年的一天，我正在台北警察局的警长办公室忙碌着。一位警员走进我的办公室，说：“李巡官，有一位签证过期三年多的女生来办理业务，她非法滞留，可能涉及行政处罚，您来处理一下吧。”

这位女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我们一见钟情。为了再次见到她，我还告诉她第二天再来接受处理，当然她也乐意接受我小小的“拖沓”。一来二往，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并谈婚论嫁。

但如何通过母亲那一关，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

母亲知道我要违背之前的承诺结婚，非常生气，但我执意如此，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违背母亲的意愿。我再次向她承诺，结婚和读博士并不冲突，婚后我们会互相勉励。

最终，爱子心切的母亲还是同意了。有了母亲的祝福，我们于1962年春在台北正式成为夫妻。虽然成长和受教育背景截然不同，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沟沟壑壑，但我们都轻易以爱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