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我们曾在沙捞越生活一年。1965年，在姐姐李小枫的鼓励下，我说服太太放弃马来西亚安逸的生活，来到美国帮助我完成“博士梦”。飞机抵达纽约，我们说着半生不熟的英文，口袋里揣着仅够两人回程机票的钱，就这样开始了在美国的闯荡。由于生活拮据，我们不得不挤住在一间很小的公寓里。我在学习之余还要同时兼三份工作，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太太从小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养尊处优，但她对这样的生活从没有过一句抱怨，始终全心全意支持我。台湾“中央警官学校”的学历不被承认，我只得重新从本科开始求学生涯。我用两年念完本科，两年多读完研究生，一年取得博士学位。这样的速度也许在常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后来有许多人问我：“你是如何做到的？”很多时候，大家所能看到的，都是我功成名就后的光鲜，却很少有人能想象出在这之前我付出的时间、精力。我的博士生导师奥乔瓦博士是诺贝尔奖得主，他和我姐姐李小枫都希望我继续从事生化研究工作。毕业后许多美国名校，如哈佛、伯克利都向我发出聘书，但是，我却选择了鉴识科学这一行。

在我正式走上鉴识科学这条路之后，我亏欠了妻子和家庭太多太多，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向妻子和孩子们表达歉意。我也曾多次“退休”，希望专心从事案例研究、教学等工作，以便能够有更多时间陪伴家庭。但是，来自各地的求助电话和信件总是令我不断重返工作岗位，那些凶杀案里孤独的游魂，在等待我们寻找真相。

我出生于1938年，现在已经77岁，但我依然保持着年轻时候的工作热诚。我一天工作14~18个小时，每天休息5个多小时，其中与家人的相处时间都集中在快速吞食的早餐桌上，妻子常常揶揄我吃饭就像个“吸尘器”。确实，我对吃饭并不在意，我吃得很简单，也不愿意为此花费太多时间，我需要与时间赛跑，以免留给作案者更多掩盖真相的机会。

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母亲、妻子及朋友对我默默的支持。从事鉴识科学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识过无数个令人扼腕惋惜、不忍再睹的场景，人性、道德与尊严屡屡被金钱、贪欲、残暴践踏、蹂躏……尽管我在很多人看来是揭露真相、发现真凶的斗士，但再坚强的心也有柔软的时候，也会因为与暴虐对质而难免失落、伤神……安静温柔的妻子，是我灵魂的停泊地。即使默默无语，只是执子之手，我暂时迷茫或困顿的内心也会归于平静，重新获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