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的不近人情，有时也对着自己。他是国内外的著名学者，成果迭出，可很少能申请到国内社会科学基金的补助。因为凡是申请者都需要填写一叠申请表，说明课题的主题、内容、价值和意义等等，申请人往往为此费尽心机，有的还组成团队反复论证，以期获得通过。而他在课题有何作用这一栏，大笔一挥，写出的竟是“无用”两字!在实用主义横行的今朝，这又怎么能通过!他不是不知道这一后果，为什么还要顶风而上?是因为他的信念!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是民族的记忆、社会科学的基础，学术上有价值的并非都能有用于今天，这是专家学者心知肚明的事，然而掌控基金大权的学官们，有几人能坚持这一道理?他又是这样不配合、不识相，基金哪有他的份!

他的骂人和不识时务，既有性格因素，也有文化渊源。当他口出狂言时，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出自一个白面书生、江南才子之口，细察之下，方知这是魏晋狂生之遗风。在治学中，他自称最喜欢的是庄子，可他不书一言；着力写的是他疑惑的东西，力求以研究澄清自己的疑虑，并晓之于众。质疑、解惑、求知，这是他治学的境界，学问做到这一步，才可谓真正的科学精神，唯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创造性的研究。有个学生送给他一副对联:“毒眼看世界，辣手做文章。”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为人和治学风格。其实，他的为人与做学问如出一辙，他把学问当作人生，若痴若迷，以致学问与人生混沌不分。做学问不妨处处质疑，但为人处世哪能与人为难，否则就难以与人合作共事。然而这就是他!性格使然。

我们这一代人都成长在舆论一律、思想一律的时代，都已习惯相似相近的人事，凡有出格者都视为异类，甚至加以排斥。坐井观天看人，将人看成一种模式，这已成为思维定式。殊不知，这世界上山川日月，斗换星移，天地之间最为丰富多彩的是人，是人的面目、性格、心理和情感，在人群的汪洋大海中，你能找出两个面目一模一样的人吗?除非是双胞胎，13亿人就有13亿个模样，岂能以有限的个性模式来评论最复杂的人!古往今来，凡是有识之士往往伴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或怪癖，庄子的狂放、嵇康的怪异、李贽的反叛、袁枚的荒诞，直至民国的章太炎、辜鸿铭等等，种种毛病可以找出一箩筐，可都不妨碍他们在学术上作出杰出的贡献。这样的人也许就在你的身前身后，请理解这样的性格，像谅解前人一样，宽容身边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