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常有出口伤人之语，但为人还是有原则的。“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是上海写作组“罗思鼎”的成员，我也被借调到中宣部参加拟定“二月提纲”的工作。上海和北京这两个阵地，被视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次他来到我家，一进门就趾高气扬地宣告:“现在我们可是对手了!”我说:“这有关系吗?”他哈哈一笑:“当然，没关系。”我们避开彼此的工作，相谈一如既往。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为号角，在全国掀起打倒一切的风暴，北京的“二月提纲”被认为是包庇吴晗，成为众矢之的。然而任凭社会上暴风骤雨，我和他之间风平浪静，他更没有落井下石。在儿子打倒老子、妻子揭发丈夫、人人发狂的年代，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

如今他已驾鹤西去，对他缅怀最深的除了亲人就是他的学生。他有独立的思想，出色的口才，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拥有众多的粉丝。经他教诲的学生，几乎众口一词称赞他这样的老师。多年来他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出了名的严厉，他能将学生的作业改掉三分之二，从不手软。对学生他注重的是基础训练和独立思考精神的培养，他曾拟出一百道文史试题，让学生任意挑选一道，写出1000字的文章，再依据文章逐个对学生面试，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对学生精心培育。在他癌症晚期，仍然坚持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三楼，亲自为学生授课。他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已承诺的书稿尚未完成。他就是这样一个为学业而生、为学业而狂、为学业而死的人。学术界有了他多了一分热闹，少了他有了一分寂寞。

他的离去给朋友留下不尽的思念。与他唇枪舌剑对阵多年的王春瑜也称赞他的学问功底，在他病危时多次想与他通话，以表白对他的关切，又对我说:“他目空一切，骂了许多人，可对你却是很好的。”是的，他对我不错，不过也只是没有骂我而已。其实，他对女学人一向是很尊重的，你若与他同行，同进一道门，他必定停顿一下让你先行，彬彬有礼。如今他已走出人世，走进天国，再也回不来了。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啊!他有传统士大夫的倨傲，又有西方绅士的风貌，这两者相互矛盾而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另类，这就是他——我的老同学，朱维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