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出身农民之家的学者有很多，由农民变身为专家的也不乏人，但从农民成为专家而终身保持农民本色的却极其罕见，丁守和先生就是一位。

初次认识丁先生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他正当盛年，穿着一身中山装，外罩一件大衣，气宇轩昂，阔步进入会场，风度翩翩直逼乔冠华，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帅哥，谁见了他都会眼前一亮。可有时见他在家里，身穿一件河北农村短短的黑布小棉袄，捧起一碗面片，呼哧呼哧地边吃边说，活脱脱是一位农民。后来我才知道他确实是农民，务农、做小木匠、当公务员，自学成才，可他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名闻全国的现代史专家。

60年代他在近代史所主持《历史研究》编辑部，只有两三个人就撑起一个享有很高声誉的学术刊物的班底。有次我去访问他，在一间幽暗的平房里，堆满凌乱的书本杂志，连来客都难以插脚，他几乎是从书堆中挤出来与我见面的。很难想象在这样简陋的办公室中，推出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名篇，这在现代学人是难于理解的，可他埋头苦干了许多年。

他在青年学者中最受好评的，是爱惜人才。著名右派沈元的成名作

《〈急就篇〉研究》就发表在他主编的刊物中。当时沈元问题引起诸多非议和质难，上级派人来调查，他从不讳言对沈元的赏识，情不自禁地说:“沈元这人就是聪明，你看他的脑袋都比别人大。你不服气，写篇文章拿来看看。”

丁先生研究的领域是现代史，这是禁忌最多、最敏感的领域，可他并不墨守成规，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大力支持为陈独秀、瞿秋白、胡适翻案，在学术界广有影响。80年代文化热，他是始创者之一。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学和文化学被取消，文化史的研究在大陆已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前，在全国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没有一个文化研究所(室)的设置，也没有一门综合文化史的课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文化史研究室，他是研究室第一届主任，研究室在1983年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室联合发起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届文化史研讨会，丁先生主编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领域第一部刊物——《中国文化研究》。丁先生对推动文化史的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并未远去，可在当今追述80年代文化研究的论著中，有人已把丁先生遗忘，这固然是作者掌握资料不够全面，研究不够深入，但也与丁先生不喜张扬不无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在会上会下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电视剧《七品芝麻官》中的一句名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有时一说再说，似乎近于噜苏，但一细想这才是他的农民本色。在贪渎横行的世风中，农民最盼望的是官员的清廉，他对贪官的深恶痛绝，使他下意识地偏爱上这句话，这是他内心深处为民请命的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