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记忆从我学生时代就已开始。听蔡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一登讲坛，神采焕发，讲到兴奋处，眉飞色舞，令人踔厉风发；讲到感愤处，勃然作色，令人热血奔涌。兴之所至，波澜起伏，哪顾得上讲稿，有时他根本没有讲稿，当然这种课是很难记笔记了。这与周谷城先生的课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周谷城每讲必定手捧一份讲稿，慢言细语，温存敦厚，一句一顿，清晰明白，听他的课最好记笔记，也可陶情怡性。听蔡先生的课，那就跟着先生的思路去天马行空吧，丝毫不敢懈怠。这一紧一松，一张一弛，是学生听课最好的调剂。我更喜欢蔡先生的课，听来振聋发聩，思不暇接，有种遨游古今、激扬文字的快意。

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室联合发起召开第一届中国文化史研讨会，我发言的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礼的探析”。会后朱维铮教授对我说：“蔡先生听了你的发言，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先生从来就主张中国传统文化以礼为中心，一听有人研究礼就兴奋不已。使我感兴趣的，不是与蔡先生有相似的观点，而是他的“手舞足蹈”，以八十岁的高龄，德高望重之身，偶尔听到后生有相近的观点，居然这样喜不自胜，率真、烂漫的个性，真是表现得酣畅淋漓。

此后不久在洛阳召开中国近代文化研讨会，蔡先生莅临会议，会后兴致勃勃地要到古都开封逛一逛，我们研究室派了一个年轻人全程陪同。归来后这位年轻人直喊累，说蔡先生健步如飞，陪同者一路小跑才能跟上，遇到难行的路，想扶他一下，他一概不受，只顾自己大步流星向前迈，陪同者怕他出事，一路小心翼翼，身累，心也累。弄得后来再有会议，组织者不敢轻易邀请他，为的是他这样不服老，组织者怕出事，不敢担责任。

先生百岁寿诞之时，复旦大学为他召开祝寿会，亲朋、故旧、学生济济一堂。在这隆重的庆典中，他的家人为他准备了西服、胸花，要他脱下病服换新装，他断然拒绝，大声嚷嚷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换? 我就是这样子! ”

这就是我! 没有任何矫饰的我，是真我! 本我! 这是中国哲人的至高境界。

无独有偶，明末著名启蒙思想家李贽，因为提出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风动一时，其理论的基点是“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认为世间万物只存于“真心”，一念之本心，可以包融万物，由此反对程朱理学。四百年后的蔡尚思对“童心说”不啻身体力行，不仅在学术上紧随先贤的后尘，更以真我的心态，展现李贽的风采，这才是蔡先生的百年心声。

人文学者长寿的并不罕见，而能在百岁之年，一如既往地率真坦荡，童心不泯，真正难得。蔡先生就是我心仪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