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了。

这是上帝对她的厚爱!医院宣布她的绝症，家人多次作了处理后事的准备，她却奇迹般地多活了十多年，在难以忍受的病痛中写下百万字的著作。

这是上帝对她的不公! 这样一个如牛负重的赤子，不论成家立业，著书立说，甚或在公益活动中，都历经坎坷，饱尝艰辛，直到撒手人寰。

这是我骤闻噩耗后的第一感觉。

这种感觉是揪心还是解脱，是沉重还是松一口气，说不清道不明，只是直觉地感到，她正当如日中天的年华，有千万个理由活下去；但看到她辗转病榻的痛苦和治疗的无望，宁愿她少受些折磨，因为她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只能祈求上帝赐给她最后的安宁。

这第一感觉中的矛盾，竟然与我初次见到她时的复杂心情，相近相似，难解难分，也许只有仰天长叹才能排遣我心中的追思。

对于她，我是未见其人，先识其文。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后起之秀，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年青女性崭露头角，她就是一个佼佼者。在行文中她那新颖的见解，透辟的分析，流畅的文采，洋溢着泼辣辣的阳刚之气，在我面前展现的该是一个潇洒倜傥、英姿飒爽的女才子。可是蓦然一见竟令我惊讶得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她那焦黄的肤色，瘦弱的身躯，满面的风霜，憔悴得像是一个老妇人。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在这里却无影无踪。

自那以后，每逢有什么学术研讨会，只要她一出场，就令人肃目而视，听到她连珠炮般的发言，富有鼓动性的口才，怎么也难以设想这是发自形同枯槁的抱病之身，而且还不得不为她犀利的谈锋、严谨的逻辑而折服。当她雄辩滔滔的时候，我有时不忍卒看，唯恐她一番慷慨陈词后，倒下去再也起不来。可这时我又最爱睁大眼睛观察她的声色，唯有在论辩中的她，神采飞扬，目光炯炯，直逼听众的心窝，使我顿悟这才是她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