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时间早已远去。我与他既不是深交，也不是同辈，只是因为他的言谈风貌光照后人。有一件事至今难忘，我想应该公示于众，以告慰崇敬他的读者。

李先生晚年萌生了做口述自传的想法，但这要有一些花费，虽然为数不多，但对一个两袖清风的老者来说，也是一项额外的开支。这时有个朋友对我说，有李先生的一位崇拜者愿意提供资助，不要任何报偿。这个朋友50年前在新华社工作时，曾经奉命监督李先生劳动改造，虽然并没有为难李先生，但为此他一直心怀内疚，总想有所报偿，因此就此机会引来了邹先生。

记得那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从广州出差来的邹先生来到我家，丢下一万元托我转交李先生。我说：“李先生住处不远，我带你去见见他。”他说不用了。我说:“那我代表李先生谢谢你。”他说:“不! 你应该代我谢谢李先生，是他的文章使我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就这样，他连地址也没有留下。其实闻讯要予以资助的不止他一人，我的老同学复旦大学教授汤纲，多次提出可以资助李先生出书，都被李先生谢绝了。唯有这素昧平生的邹先生的资助，是我说服李先生收下的，因为他一句“谢谢李先生”，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五年前，李先生去世时我写过一篇悼念文章《不是谢幕，是序幕》。发表后收到一些年轻人的来信，我就其中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作了回答。五年了，有些问题尚未过时，因此照录如下:

丹冰:

看到你的来信，就有一股想说些什么的冲动，可能在我心底早有与下一代人相互沟通的愿望。虽然我每周上班都与年轻人交谈和争论，但学术问题与两代人经历的体会并不一样。

怎么说哩! 我与李先生相比是晚辈，但比起你们来就是前辈。我是处在上下两代人的中间地带，中间也是中介，所以我很想在老一辈革命者与新生代之间做个媒介和桥梁。这是因为我看到老一辈与新一代之间理解问题的差异，或者说我体会到老一代的苦闷、辛酸和无奈，这是不容易为年轻人理解的。若能充分理解这种境遇和心态，才能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这样说，是因为看到网上有人批评“李慎之是圣人”的说法，在这以前也看到对周总理的责难，这些都不无道理，但这都是在当今环境中的质疑。殊不知，在社会大变革之际，隔代如隔山啊! 有一则传闻说，李敖对一个大陆的知识分子说:“我敢在总统府前骂李登辉，你敢在中南海门前骂毛泽东吗? ”使他哑口无言的回答是:“我敢到台湾骂李登辉，你敢来北京骂毛泽东吗? ”其实，毛泽东早已断言鲁迅若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不是下牢狱就是沉默，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鲁迅历来被认为最有硬骨头精神，连最有骨气的中国人也只能不成功即成仁，又有谁能超越其外哩?

“圣人”是早已消逝的词汇，到21世纪又召回这一用语，只是用来表述此乃人中之杰。这样极品式的歌颂，只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 敢于说真话。说真话算什么圣人?!这在哪国、哪代也只是普通的道德操守，任何一个教徒都要以说真话为虔诚的起码原则，可在这里竟然成为圣人，又有谁能理解呢?

是的，在中国说真话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不单单是出于对严刑峻法的畏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不怕死的中国人也不少见，重要的是有各种理论，消解你说真话的愿望和信念，一种可怕的精神慑服，使你自我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