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从品节上评论中外人士的差别，比如说布鲁诺受到宗教裁判，宁死不屈，当他遭受火刑时，仍然高呼:“你们烧死我，地球仍然在旋转!”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像布鲁诺那样为追求知识而献身的勇士，但却可以找到很多为道义、民族而英勇就义的英雄豪杰。所以个人的品节不单是性格，更是一种信仰。

一般来说，宗教和科学容易开发出个体的超越性。因为上帝是凌驾人类之上的力量，不受人间约束；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世界，它可能受到人类的干预，并不受人世的支配。自然规则远比社会规则更为深不可测，不是人类所能左右的，可人们为什么又去孜孜以求? 靠的是信念。信念是比生死存亡更高的意识，具有此种情怀，才有不畏死的行为。传统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和独立的科学精神。宗教是出世的，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都被儒家化了，它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入世情结，为现实的人情世俗所左右。科学在古代中国主要表现在技术层面，靠的是经验积累，师徒传授，缺少独立自主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只有道义能超越生死，这道义是以伦理为本位，伦理又是以家、国、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家庭、国家和民族都是复数，是群体，个人只有附着家、国和民族，才是有价值的存在。个人附着群体，那群体就消解了个人的意识，以群体的价值为个人的价值。因此人与人的差异，除了背景、环境、生理不同外，大多是性格特征，在价值观念上不外乎儒、佛、道三家，佛、道很少进入主流的意识形态，儒家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价值观主导中国数千年。持有这种人生信仰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为了说明地球绕太阳转而献身亡命的有志之士，这是古代中国不能产生布鲁诺的重要原因。关于这点我在《公私观念与人文启蒙》一文中就中国人缺少个体意识的传统，作了初步的分析。

在群体价值消解个体意识的土壤中，很容易滋长脱离实际和造假的作风，而且还以“义正词严”的姿态出现，包括撒谎者本人。有些不讲真话的人未必有品质问题，因为在政治运动中撒谎，往往是受到群体利益的驱动，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理由诸如：顾全大局；个人事小，公家事大；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不要只看一个指头，要看到九个指头云云。只要持有这种理由，说了弥天大谎，也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不必受到良心谴责，这种状态中很难有个人的自悟，也没有诚信可言。所以在中国不讲诚信是群体道德的缺失，是在“正义”掩盖下的非正义行为，这是制度的塑造，并不完全是个人责任。试想，当一个人的内心有这“道义”的驱使，周边有超强的压力诱导，其结果只能是彻里彻外的投降，而且还心甘情愿。

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一部《欧阳海之歌》，在中国发行三千万册。这是按真人真事写作的纪实小说。作者如实写出欧阳海出身贫困、哥哥被国民党拉了壮丁、本人当过乞丐的经历，可在审查后，传出江青的指示说，怎么能写他哥被拉壮丁？这不成了反动军人的家属! 乞丐也不行，这是游民不是贫农! 小说写他临终时对生命的眷恋，也成了修正主义。接受这批示就不得不篡改历史，而且有理可据，振振有词。办雷锋展览也是如此，雷锋那件皮夹克，上了撤，撤了上，反反复复，不以事实为根据，一切按宣传需要而转移，为了表现他艰苦朴素，非撤不可。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大谎者不知有多少。从上到下提倡这种风气，弄虚作假怎能不弥漫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