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他再次被贬，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我不在刺刀下做官!”这时正当国家用人之际，他也不是没有晋升的可能，只要稍示悔意，完全可以再上青云。可他抛下这句话后就义无反顾，直至被封杀，依然为忧国忧民殚精竭虑，披肝沥胆。

他从50年代的彷徨到90年代的坚定不移，经过了信仰的动摇、幻灭和重新组合，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有一件事，你也许不知道，他曾经是那样坚决地表示“不在刺刀下做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为此被罢了官。时过十年以后，有一次他对朋友表示，他对当局的断然措施也是有同情的，否则国家可能会大乱，改革也可能会被毁掉。这似乎不像他说的话，他也从未在这一问题上作过检讨，但这确是他的心里话。为什么在疾风骤雨之后作这样的反思?其实李先生的做法并不为过。彭德怀是个硬汉子，可他向毛泽东作检查是诚心的；顾准是自由主义的先行者，但他多次表白自己拥戴社会主义，以致有“真假顾准”之说；张志新难能可贵，可她是以毛泽东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不少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还是不改自己坚定的信仰。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员! 党的兴亡盛衰已与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不管当初有多么强烈的反叛精神，最终仍然以党的利益为重。

政治道义的言辞不管说得多么美妙，如果没有个体只有群体，那就有可能通向专制主义。自我往往就在这泛化的道义中萎缩而至泯灭，这是共产党员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因为从传统的公私观念到现代的以大局为重，都是以公灭私，在这方面是一线相通。从这里可以理解不屈服于压力、不是共产党员的梁漱溟，晚年出的书却表示衷心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这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中国社会必然导致的结果。民主制度是以个人为本位，但有群己界限，有公民教育和公德，并以法律为保障，首先保护每个人不受侵犯，也不侵犯别人，这就保护了社会的整体性。整体利益是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立私为公也为私，奉公不克私，得到公私两利。晚年李先生说他要为个人主义翻案，这是他对这一问题的新体察。有人指责李先生说过，三十年后还要加入共产党，反对你那个“共产党”。其实这才是李慎之的本色，真正的党内改革派。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李先生并不能说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但可说是自由主义的首席发言人，是他首先在改革大潮中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所以自由主义者就以李先生为领军人物，这是时代造就的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