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朋友对我的《思想者不老》颇有微词

《思想者不老》是悼念已逝的刘大年、徐旭生、杨向奎、孙思白等老一代学者的散文，有微词的多指刘大年曾经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学者。值得指出的是，刘大年生前编辑著作目录中特地收入他在1957年和1966年批判荣孟源和吴晗的两篇文章，他说：“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它们确实是我写的，是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不避讳曾有的错误，坦诚地面对过去，是很难得的。

，认为刘大年学术思想是“左”的，也整过人，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其实我主要是想写出老一代学者的治学精神，虽到垂暮之年仍然笔耕不辍，这种精神在当前尤为可贵。要知道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代，你整我，我整他，他又整你，整得人们团团转，又有哪个人前不整人，哪个人后不被人整? “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一首顺口溜说:“表不完的态，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真实地再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无奈。然而，不管铺天盖地的运动是多么雨骤风狂，不管时代和境遇给知识分子留下多少创伤，他们都在学业上孜孜以求，在一个求知世界里忘情地跋涉，这就值得为后世留下他们的剪影。至于学术观点的分歧和差异，这不该是评价的标准。即使有人整过人，只要不是品质问题，都应该给予宽容和谅解。其实，若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个时代，会发现人人都标榜自己是“左派”，不论是大左、小左，在主观上大多数也是真诚的。这是传统观念和党长期熏陶的结果，凡人常态又哪能超然物外。

在那种大张旗鼓的整人运动中，过后也有人留下内心的不安，但这也是在环境变化后的心情。改革开放后第一任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关山复，“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第一把手。在干校中他对我们说过，土改时他是东北一方土改的负责人，杀了许多地主，现在想想，有的也不该杀，那时的情况就这样，抓到地主，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一呼，该不该杀? 大家喊杀，立即镇压，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像李自成起义一样。从他的言谈神色中我感受到他的隐隐内疚，类似这种心情的也不在少数。

李慎之先生也说过一件事，他对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不满，认为有些事不可原谅。可他听说，“文化大革命”中郭老的儿子被抓，郭夫人要求郭老向周总理说情，郭老没有听从，天天抄录他儿子的日记，直到他儿子被迫害至死，也没有说一句求情的话。李先生为此深有感触地说，郭老要用多大的毅力抄录儿子的日记来排解内心的苦闷，作为一个父亲，这是刻骨铭心的伤痛，由此他理解并原谅了郭沫若。对于郭老这种行为，你尽可以指责他愚昧、盲从、虚伪，可知道在他心目中有一个比他儿子更重要的党国利益压在他的身上，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胆小怕事所能解释的，所以李先生原谅了郭老。

走进那个时代，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想一想，还能选择什么路，也许可以心平气和地理解他们。其实刘大年的内心也不平静，我听他女儿说，晚年的他经常陷在矛盾和烦恼中，我想这可能是他追求的信仰与现实的冲突带来的痛苦。只不过中国没有忏悔的传统，制度也不允许他这样一名老干部擅自表态。一个人为了所谓顾全大局，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像这样的老革命、大才子都如此，一般人又能怎样! 只有理解他们竭尽真诚的心，才能感受这刻骨的痛苦和无奈。

我们有幸生在梦魇已逝的年代，但我们能理解这一代人旷古未有的悲哀吗?

善待这无告而忠诚的一代人，这是我由衷的想法。

刘志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