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奥威尔不是个教区居民，他那埋在乡间教堂墓地的遗愿难以实现，结果又是戴维·阿斯特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伯克郡萨顿村拥有一处住宅，在泰晤士河和波克郡高地之间。他说服戈登·邓斯坦牧师相信奥威尔这位杰出的作家能为众灵增光。奥威尔下葬时，只有索妮亚和阿斯特在场，跟英国前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在同一个墓地。他简单的墓碑上刻着：“埃里克·阿瑟·布莱尔葬于此。生于1903年6月25日，殁于1950年1月21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担心并预言了原子战争的人，其埋葬地如今“位于狄科特发电站冷却塔的阴影下，紧挨着教堂墓地的是原子能委员会的一间实验室”。

奥威尔的传奇——一个自寻苦难的圣徒般道德说教家的传奇——在其生前得到了奥威尔本人的促成，死后两位老朋友感人肺腑的纪念文章又使其加强。库斯勒写道：“他对自己毫不留情是了解他性格的关键，决定了他对自身敌人的态度，即从少年起他的胸肺就染上的疾病。”库斯勒曾称他为“在世作家中最真诚的……可以说是卡夫卡和斯威夫特之间缺失的一环……是两次大战之间具有反叛社会特点的文人中唯一一个天才作家”。V.S.普里切特形容奥威尔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脸上写着身体受苦的印记”，并称他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可以说是圣徒”。

奥威尔想要的身外之物甚少，而且均未得到——即使在他生命即将结束变得富有时也是如此：他想给理查德买一辆漂亮的婴儿车（战时买不到），一双美国制的好皮靴（虽然寄来了，但不合脚），一辆在朱拉岛的崎岖道路上开的卡车（买的那辆破车根本开不动），治疗肺结核病的链霉素（有可怕的副作用），另外还有第二任妻子（只是在他临死前跟他结婚）。很了解他的梅布尔·菲尔兹说他“从来没觉得有什么是令人鼓舞和能带给他平和及快乐的。他总是紧张不安，总在担忧，在探索解决之道”。他的老朋友西里尔·康诺利对他生命中的悲剧总结道：“他最后得到了名声及成功时，却成了一个垂死的人，而且他也知道。他有了名声却病得不能离开房间，有了钱却没有花钱的地方，有了爱却不能参与：他尝到了垂死的痛楚。”

从本质上说，奥威尔的一生由一系列不合情理，有时危及生命的决定所组成。他加入缅甸警察而不是上大学；在巴黎洗盘子和在英国流浪，而不是干好一份职业；在沃灵顿村种菜和开一间小铺子，而不是鼓励爱琳完成学位。他刚结婚就去了西班牙，与无望取胜的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并鼓励爱琳在战时去巴塞罗那，从而让她也遇到生命危险。他在德军空袭期间搬到伦敦住，而所有别的人都在争取离开；在病得很重时自寻绝路地在朱拉岛居住。所有这些冒险之举，都出自其内心需求，即抛开过上幸福日子的机会。但他选择的生活为其艺术提供了严肃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