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亲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医生研判，是冠状动脉梗塞。二日一早，父亲原拟南下参加高雄加工区落成典礼，参谋吴祖堂来催请，才发觉已经倒卧不起。前一天晚上，父亲还到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将军家中赴宴，回家后，大概凌晨时分突然病发。

当时我在美国加州，噩耗是由三哥先诚从纽约打电话来通知的。我整夜未眠，在黑暗的客厅中坐到天明。父亲骤然归真，我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悲伤，而是肃然起敬。父亲是英雄，英雄之死，不需要人们的哀悼，而只令人敬畏。父亲的辞世，我最深的感触，不仅是他个人的亡故，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跟着父亲一齐消逝的，是他身上承载着的沉重而又沉痛之历史记忆：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国共内战。我感到一阵坠入深渊的失落，像父亲那样钢铁坚实的生命，以及他那个大起大落、轰轰烈烈的时代，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成为过去。

父亲在台湾归真，是他死得其所。台湾是中华的版图，是国民党的所在地，他一生奋斗，出生入死，身后葬于台北六张犁的回教公墓，那是他最终的归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父亲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台湾，那正是大陆易手、天崩地裂的一刻，疑危震撼，谣诼四起，许多人劝阻父亲入台，认为台湾政治环境对父亲不利，恐有危险。当时父亲可以选择滞留香港、远走美国甚至中东回教国家，但他毅然到台湾。用他的话说，这是——

向历史交代。

当时朝鲜战争未起，海峡对岸军队随时可以渡海，台湾正处于险境环生的形势。父亲入台，就是打算要与之共存亡。父亲参加过武汉辛亥革命，缔造民国，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抗战抵抗外敌护卫国土，国共内战后父亲由武汉战退到南宁，打到不剩一兵一卒，虽然最后无力回天，但牵制数月，让国民党军队有时间迁台。期间曾数度提出“局部和平”，都被父亲严拒了。入台与共患难是父亲当时唯一的选择，流亡海外，老死异国，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当然了解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亦深知他入台后可能遭遇到的风险，但他心中坦荡。

他在台湾的晚年过得并不平静，作为一位曾经对国家有过重大贡献的军人，没有受到应该获得的尊重。父亲并未因此怀忧丧志。在台湾，他于逆境中，始终保持着一份凛然的尊严，因为他深信自己功在国家，他的历史地位绝不是一些猥琐的特务跟监动作所能撼摇。最后他死在中华台湾的土地上，是他求仁得仁。台南天坛重修落成，他替郑成功书下“仰不愧天”的匾额。综观父亲一生，这四个字，他自己也足以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