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北伐，广州誓师，蒋介石总司令三顾茅庐力邀，后父亲出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并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一路北上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北伐。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蒋、白两人共同打天下的阶段。

一九二八年北伐甫结束，突然爆发蒋桂战争，广西与中央对峙七年，蒋、白分离。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战开始，蒋委员长派专机至广西将父亲接到南京，任命父亲为副参谋总长，并肩八年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抗战时期，蒋对白颇为倚重，重要战争如台儿庄之役、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之役等，莫不赋以重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主席任命父亲为第一届国防部长。可是，国共内战后期因父亲助李宗仁选副总统，蒋、白之间又出现了嫌隙。一九四八年徐蚌会战及其后遗症，更因两封吁请国际调停的电报，蒋、白关系濒临决裂。

在台湾十七年，蒋介石与父亲的关系，始终没有完全修复。

持平而论，蒋介石对父亲的军事才能是深有所知的。在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蒋往往会派遣父亲前往解决困难，如指挥台儿庄之役，督战四平街之役，赴台宣慰二二八事件等，在在都显示蒋对父亲的器重。但蒋介石用人，对领袖忠贞是首要条件，可是父亲个性刚毅正直，不齿唯唯诺诺，而且有关国家大事，经常直言不讳，加上父亲的桂系背景，蒋对父亲的忠贞是有所疑虑的，并不完全信任。

事实上，父亲一直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幕僚长，扮演着襄赞元戎的角色，绝对无“取而代之”的僭越之想。李宗仁选副总统，父亲最初是强烈反对的。一九四九年徐蚌会战国民党军队溃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那也是大势所逼。事实上，当时党政军的资源还是由蒋掌握，他自己不引退，没有人能够强迫他。“逼宫”之说，并不属实。父亲一生把国家利益放在最前面，当时国民党政权危在旦夕，父亲才“不避斧钺”上书蒋介石，提议敦促美、英、苏三国出面调节和平。依父亲估计，如果美国愿意派空军一大队进驻南京，青岛美军不撤退，或可阻拦共产党军队渡江，这也是当时唯可使国民政府转危为安的计策了。

现在台湾及大陆一些人论及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往往喜欢夸大两人之间的矛盾，而且把矛盾变得琐碎。其实蒋、白两人之间的一些冲突，首先在二人的个性，二雄难以并立，两个强人相处，冲撞势必难免。而且古有明训：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其次，是两人在国家政策方面意见分歧时起的冲突。比如徐蚌会战，蒋介石与父亲在这关系国运的战役上，出现激烈争执，前后因果，使两人关系产生难以弥合的裂痕。但论者往往忽略了，蒋介石与父亲也曾有过长期紧密合作而得到良好结果的关系，父亲在北伐、抗战所立的战功，亦是蒋充分授权下得以完成的。蒋介石与父亲分合之间的关系，往往影响国家的安危，他们两人在国共内战期间，军事策略上未能同心协力、合作到底，是一大遗憾。父亲曾感叹过：“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有听。”他所指的，大概是他对四平街之役、徐蚌会战的一些献策吧。

楚汉相争，大将韩信替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功高震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为吕后、萧何设计残害于长乐宫。《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高祖“见信死，且喜且怜之”，这是太史公司马迁对人性了解最深刻的一笔。君臣一体，自古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