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见到卡洛斯·维德尔是在1971年，抑或是1972年，当时萨尔瓦多·阿连德还是智利总统。

那时他管自己叫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他有时候会去胡安·斯泰因的诗社，在康塞普西翁，被称为南方首都的那座城市。我不能说那时候自己很了解他。我每星期能见到他一次，倘若他去诗社就能见到两次。他不怎么说话，而我却颇为健谈。来诗社的人大部分都很健谈：我们不只谈论诗歌，也谈政治，谈各自的旅途（彼时没人能想到我们后来的旅途会是那般模样），谈绘画、建筑、摄影，谈革命和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生活和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它就像一个梦，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把开启梦想大门的钥匙——梦想啊，那是唯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尽管那时我们已经依稀知道梦想往往会变成梦魇，但我们也并不在意。我们的年龄都在十七到二十三岁之间（我那时十八岁），而且除了加门迪亚姐妹和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之外，大家几乎都是文学系的学生。加门迪亚姐妹学的是社会学和心理学，而鲁伊斯–塔格莱，据他自己有一次说的，他是自学成才的。在1973年以前的智利关于自学成才者有很多说法。说实话他不像自学者，我的意思是，从外表上看他不像一个自学者。在智利，在70年代初，在康塞普西翁这座城市里，自学者们不像鲁伊斯–塔格莱这样穿衣打扮。他们都是穷人。但他说起话来倒的确像个自学者。他说话的方式在我看来就像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现在的说话方式一样（他说起话来就像是住在一朵云里一样）。但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踏入过大学校园的人来说，他穿得实在是太好了。我不是说他优雅——虽然他确有其自身的优雅之处——也不是说他有某种特定的穿衣方式；实际上他的穿衣风格是多变的：有时穿西装打领带，有时又一身运动装，他也不排斥蓝色牛仔裤和T恤衫。而不管是哪一类服装，鲁伊斯–塔格莱穿的都是昂贵的衣服，都是名牌货。总之一句话，鲁伊斯–塔格莱是优雅的，而我那时并不相信总是在精神病院和绝望无助之间挣扎的智利自学者会是优雅的。有一次他说他的父亲或祖父是蒙特港附近一处庄园的庄园主。他说，也可能是我们听贝洛尼卡·加门迪亚说的，十五岁的时候他决定放弃学业，从此以后就一边干农活一边在父亲的图书馆读书自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去胡安·斯泰因的诗社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个优秀的骑手，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骑马。实际上，我们关于鲁伊斯–塔格莱的所有猜测都是建立在我们对他的羡慕或者说嫉妒之上的。鲁伊斯–塔格莱面貌英俊，身材修长而充满力量。在比维亚诺·奥赖恩看来，他是个面容过于冷峻而非英俊的家伙——当然，比维亚诺是后来才这么说的，是作不得准的。我们大家为什么嫉妒鲁伊斯–塔格莱呢？说大家都嫉妒是夸张了，感到嫉妒的其实是我。也许比维亚诺也和我一样感到嫉妒。原因嘛，当然是出在加门迪亚姐妹——那对同卵双胞胎，诗社里当之无愧的明星身上。她们俩如此耀眼夺目，有时候我们（我和比维亚诺）觉得斯泰因就是为了她们两个才开这个诗社的。而她们，我必须承认，确实是最优秀的。贝洛尼卡·加门迪亚和安赫利卡·加门迪亚这对双胞胎姐妹，在某些日子里是如此地相像，几乎达到令人无法辨别的地步，而另外一些日子里（尤其是另外一些夜晚）又那么地迥异，彼此间纵然不是敌人，也像是两个陌生人。斯泰因很喜爱她们。他，还有鲁伊斯–塔格莱，是唯一总能区分出谁是贝洛尼卡而谁又是安赫利卡的人。提起她们我几乎口不能言。有时候她们出现在我的噩梦里：和我一样的年纪，也许还要大上一岁，一副那个时代的时髦女郎的样子，有着修长苗条的身材，棕色的皮肤，长长的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