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门迪亚姐妹几乎是立刻就和鲁伊斯–塔格莱交上了朋友。他是在七一年抑或七二年加入斯泰因的诗社的。而在这之前，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没人见过他。斯泰因也没有问他来自哪里，他要求他读了三首诗，然后说还不错。（斯泰因只会盛赞加门迪亚姐妹的诗作。）就这样他留在了我们中间。开始的时候其他人不怎么搭理他，但是当我们看到加门迪亚姐妹和他结交以后，我们也开始和鲁伊斯–塔格莱结交了。彼时他的态度一直是真诚而疏离的。只有和加门迪亚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在这点上他像斯泰因）他才显得平易近人，而且非常殷勤周到。对其他人，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他用一种“真诚而疏离”的态度对待我们，也就是说，他会和我们打招呼，对我们微笑，当我们读自己的诗作时他会做出谨慎而有分寸的评论，而当我们抨击（我们通常都很毒舌）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却从来不为自己辩护：当我们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只是听着，神情专注——现在我再也不敢用“专注”这个词来形容他那种神情了，但是当时我们确实觉得他是在专注地倾听。

鲁伊斯–塔格莱明显不同于其他人。我们彼此之间会用隐语或者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像曼德雷那样说话（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左派革命运动党或托洛茨基派的成员或同情者，虽然我觉得也有人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或者共产党抑或基督教左派某个政党的成员）。鲁伊斯–塔格莱说西班牙语，那种智利某些地方（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更是主观概念上的地方）——那些时间似乎停止了的地方——特有的西班牙语。我们同父母住在一起（我们这些来自康塞普西翁的）或者住在简陋的学生宿舍里。鲁伊斯–塔格莱却独自一个人住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套公寓里。公寓有四个房间，房间里的窗帘永远是拉上的。我从来没有去过这所房子，倒是后来比维亚诺和胖妞波萨达斯和我说起过关于这所房子的一些事，但是彼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并且已经受到了该死的维德尔传奇的影响），因此我也不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是该相信我的老同学还是将之归咎于他的想象。我们手里几乎从来就没有银子（现在写下银子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很有趣：它闪闪烁烁好似暗夜里的一只眼睛）；而鲁伊斯–塔格莱却从来不缺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