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正打算道歉然后告别离开的时候，鲁伊斯–塔格莱却问他想去看什么电影，比维亚诺说是伯格曼的一部，在劳塔罗剧院上演。鲁伊斯–塔格莱又微笑起来——那种比维亚诺觉得很神秘而在我看来是自得乃至自负的微笑。他道歉，说已经和贝洛尼卡·加门迪亚有约了，而且，他解释道，他不喜欢伯格曼的电影。那时比维亚诺已经确信在这个房子里有另外一个人了，那人一动不动地躲在门后偷听他和鲁伊斯–塔格莱的谈话。他想那应该是贝洛尼卡，否则怎么解释鲁伊斯–塔格莱，通常是如此谨慎的一个人，单单提到了她的名字呢。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我们的女诗人会做那种事情。贝洛尼卡和安赫利卡·加门迪亚都没有藏在门后偷听。那么，是谁呢？比维亚诺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或许在那个时候，他唯一知道的是他想离开，想和鲁伊斯–塔格莱说再见，然后再也不回那个赤裸裸、血淋淋的房子里了。这是他的原话。虽然，就像他所描述的，那所房子无法更干净更整洁了。墙壁雪白，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个金属书架上，扶手椅上套着南方的那种椅套。在一个木凳子上放着鲁伊斯–塔格莱的莱卡相机，就是有一天下午他给诗社里的所有成员照相用的那架相机。厨房，比维亚诺从虚掩的门看进去，也是很正常的样子，没有独自在外生活的学生家里常见的那种堆满脏盘子和锅的现象（但鲁伊斯–塔格莱不是一个学生）。总之，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那声音，而那声音也完全有可能是旁边的公寓弄出来的。据比维亚诺说，鲁伊斯–塔格莱说话的时候给他的感觉是他并不希望他走。他与他聊天恰恰是为了把他留在那儿。这种感觉，没有任何的客观依据，却使我朋友的紧张感达到了——据他自己说——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最奇怪的是鲁伊斯–塔格莱似乎是在享受着这种情况：他明明注意到了比维亚诺脸色越来越苍白，汗出得越来越多，而他却依然说着（关于伯格曼的话题，我猜），笑着。屋里很安静，鲁伊斯–塔格莱的说话声只是愈发地加强了这种安静的气氛，却从来没能打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