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儿开始我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猜测了。加门迪亚姐妹去了纳西缅托她们那所位于郊区的大房子，那里只住着她们的姨妈——一个叫埃玛·奥亚尔顺的，是去世的母亲的长姐——和一个叫阿玛丽亚·马卢恩达的老女仆。

于是，她们去了纳西缅托，过起了关门闭户的日子，直到那一天，姑且说是两个星期以后吧，或者是一个月以后（虽然我不认为有过了那么长时间），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出现了。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黄昏，一个南方那种生气勃勃却又带点儿忧伤的黄昏，一辆汽车出现在土路上，但是加门迪亚姐妹并没有听到，因为她们正在弹钢琴或者正在菜园子里干活抑或是正在和她们的姨妈以及女仆一起在屋后搬柴火。有人在敲门。敲门声响了几下后女仆去开了门，门外站的是鲁伊斯–塔格莱。他问加门迪亚姐妹在吗。女仆没让他进来，只说她去叫姑娘们。鲁伊斯–塔格莱坐在宽阔的门廊下那个柳条编的扶手椅上耐心地等待着。加门迪亚姐妹一看到他就热情地同他打招呼，责备女仆说怎么不让他进来。头半个小时鲁伊斯–塔格莱被问了很多问题。姨妈肯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相貌俊美，彬彬有礼。加门迪亚姐妹感到很幸福。理所当然地，鲁伊斯–塔格莱被邀请留下吃饭。她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宴来款待他。我无意猜测他们吃的是什么。也许是嫩玉米糕，也许是包子，不，他们吃的应该是别的东西。理所当然地，她们邀请他留下来住一晚。鲁伊斯–塔格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饭后闲聊的时候——他们一直聊到深夜，加门迪亚姐妹念了自己的诗。姨妈听得很入迷，鲁伊斯–塔格莱也配合着做出一副安静倾听的姿态。当然，他自己什么都没念，他说在这么好的诗作面前他的诗上不了台面，姨妈坚持，请吧，阿尔韦托，给我们读点儿您的大作，而他却态度坚决，说他刚要完成一首新的，说在没有完成并修改好之前他不想透露，他微笑着，耸耸肩膀，说不，很抱歉，不，不，不。加门迪亚姐妹站出来为他解围，姨妈，你别逼人家了，她们以为自己懂了，可怜的姑娘们，她们其实什么都不懂（“智利新诗歌”即将诞生），而她们还以为自己明白了，还读了自己的诗，读了她们那些优秀的诗篇，鲁伊斯–塔格莱表情愉悦（他一定闭着眼睛以便更好地倾听）地听着，而姨妈某些时候却显得有点不安，安赫利卡，你怎么能写这么荒唐的东西，或者，贝洛尼卡，亲爱的，我什么都没听懂，阿尔韦托，您愿意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隐喻是什么意思吗？于是鲁伊斯–塔格莱就殷勤地谈起了符号和所指，谈起了乔伊斯·曼苏尔、西尔维亚·普拉斯、亚历杭德拉·皮萨尼克（虽然加门迪亚姐妹在旁边抗议说不，我们不喜欢皮萨尼克——实际上，她们想说的是她们不像皮萨尼克那样写作），姨妈专注地听着，不时地点头，而鲁伊斯–塔格莱已经谈到了比奥莱塔·帕拉和尼卡诺尔·帕拉（我认识比奥莱塔，在她的帐篷里，真的，可怜的埃玛·奥亚尔顺说道），然后他又谈到了恩里克·里恩和平民诗歌，倘若加门迪亚姐妹稍微注意一点，就会发现鲁伊斯–塔格莱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嘲讽的光芒，平民诗歌，我会给你们平民诗歌的。最后，他又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豪尔赫·卡塞雷斯，那位死于1949年的二十六岁的智利超现实主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