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个欧洲最强权的女人对于家庭生活的种种回忆，还令人想起那个被一种极端的两难处境所迫的小女孩。当她的父亲外出时（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可能是为了宗教事务），她想去迎接他，但每次都在刚离开瓦尔德霍夫入口的几米处就停下脚步：她害怕那片始于家门前小树林的土地，对她来说那完全是一无所知的。不管怎样，父亲一直都是一个遥远的形象，没有覆盖一层薄薄的慈爱的温热。安格拉对传记作者说：

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一切都必须是井井有条的，完美的。他对其他任何人都能做到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犯了什么错，他的反应则完全不同。

然而，默克尔小时候的记忆主要还是关于乡村的田园生活。“瓦尔德霍夫这个名字”，科内柳斯还写道，不知道是否是带着讽刺，“已经像是一个童话了，让人想到很多古老的美好时光。”

默克尔尤其回忆了一位在瓦尔德霍夫工作的神秘园丁，但是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对她来说，在与时间、他人、义务和规矩的关系方面，他就是一个榜样。默克尔在多年后说：

他是一位身体硬朗强壮的老人，逐渐给我灌输了信任和沉着的观念意识。他总是有时间，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因为我母亲并不总是有时间，而我父亲的时间更少，甚至从来没有时间。其实这位园丁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他无论如何也会为我腾出一些时间来。就这样，我在他那儿学到了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东西。我学会了怎样同残障孩子说话交流。那种气氛充满热情和信任，我可以吃脏的胡萝卜，有时候甚至可以喝到一点红茶。

默克尔的另一个传记作者福尔克尔·蕾邢认为这位没有名字的园丁形象是安格拉父亲的镜像对立。如果说她的父亲是一个“神学家和教会政客，严厉的新教徒和有纪律性的普鲁士人”，那么这位园丁则代表了一种“逃离父亲世界的可能性”。“你们应该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优秀”，父亲卡斯纳对他的三个孩子说，“否则他们就不会让你们学到任何东西”。成为世界著名女政治家之后，默克尔几乎从来不谈自己的父亲。朗古特明确地说，这是因为“把卡斯纳曾在民主德国发挥过的有效作用明朗化，她对此毫无兴趣”。教会与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德国的唯一政党）的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复杂的。那些明显表现出反对当时体制的神职人员都遭到了残酷镇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寻找与东柏林保持一致的牧师人数增加了。尽管当时有一系列极其明确的限制，并且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也一如既往地注意和留心，但教会代表们仍然有特权，至少他们准备好跟政府机构合作。当时这种体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使“教士们”远离普通群众。

关于“社会主义中的教会”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在之后的几年，卡斯纳意志坚定地选择站在支持民主德国教会中与西方等级森严的教会集团“分裂”的一方，并且直接参与了强烈反对德国福音主教派会议的论战。卡斯纳曾多次表明自己的观点，反对那些声明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教会人士。他赞成支持基础教会，在基础教会里神职人员得到他们各自集体的支持，并且他认为西方的教会当局无法深入理解东方教会的处境和情况。另外要说明的一点是，卡斯纳当时无疑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次要工作。因为有相当多的神学家在他们作为副职神甫培训期间都去过瓦尔德霍夫，他们向卡斯纳学习复杂的布道艺术，其中就有莱纳尔·艾波曼，多年以后他在柏林墙倒塌前的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显然，这个牧师协会并不是一家四星级宾馆，而是一家图书馆（它似乎也很好地代表了西方神学），所有人都睡在同一个大房间里。教学科目包括默祷、《圣经》分析、关于灵魂修养的讨论以及组织弥撒。那些年轻的神甫和学生们也会来这儿度过一段较长的时间。艾波曼关于霍斯特·卡斯纳的回忆并没有勾勒出一个政权的强烈反对者的原形。他跟朗古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