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卡斯纳家里喝酒。他给我们讲述了他是怎样从联邦德国来到民主德国的，并且说他的神学工作非常艰难。他从民主德国境内的福音派教会迟早会缩小这一假设出发，一直推测到大部分团体都不会允许一个神甫存在。只有从神学角度来看准备得非常充分的人，才可能有一个安稳的立足之地。他就想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而很多人都想另寻一份工作，只在空闲时间去做神甫的工作。幸运的是，卡斯纳的直觉并没有成为现实。

在民主德国境内，一个神职人员会遇到很多困难，这可以解释卡斯纳的很多选择。卡斯纳常常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而他可能也认为应该保护妻子和孩子，让他们免受政权的侵袭和可能发生的报复。经证实，当局曾因“赤色牧师”对国家的忠诚问题，详细检查过他的账户。同样可以确定，卡斯纳曾经相当活跃地参加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生活，他也让他的家人参加了。比如，很多神职人员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拒绝参与选举，而卡斯纳至少在1963年和1967年都参加了投票。

再说说少年成人礼。安格拉只参与了青年祭（这是一种坚信礼的代替，即由当时的政权支持的坚信礼非宗教形式）仪式的组织，而她的弟弟马库斯、妹妹艾琳则分别在1972年和1979年进行了完全的“祝圣”，导致了其他新教神职人员群起反对卡斯纳，他们说这种接受妥协的行为是“兄弟情谊的缺失”。还有关于卡斯纳的孩子们在少年先锋队与后来在自由德国青年团的活跃度。比如，安格拉不只是一名普通的自由德国青年团成员，她曾经担任不同的组织性职务，尤其是在大学期间（这是一个微妙的话题，在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有关神父卡斯纳在面对民主德国的“社会义务”时的态度，传记作家朗古特所采用的措辞很典型：“用非常谨慎的话来说，面对国家的要求，卡斯纳更多的是坦率开放地妥协。”直到现在，滕普林的邻居们回忆起卡斯纳一家时，还说：“是的，他们比较倾向于忠于政治路线。”

根据默克尔自己的讲述，家里的孩子们每天都会用至少一两个小时来讨论学校里发生的事情。默克尔用了一个很奇怪的术语来描述这种活动：“约定。”这很奇怪，因为这个词的含义是指“官僚的”，而这肯定不是在家说话时通常会用的方式。这意味着那更多的是一种趋向一致的对照，一种双方的协作，而不是家庭的亲密活动，不是亲人之间的共享。也就是说，从学校回来以后，要另外花一个小时“汇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正因为是新教牧师的孩子，自然而然地，他们在班里不得不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否则就会有中断学习的风险。卡斯纳经常向孩子们解释，关于国家、社会和政府机构，什么事情能说什么事情不能说，而如果面对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更须注意。

总的来说，卡斯纳一家有能力在艰难之上滑翔，能够在面对民主德国政府当局时保持良好的平衡，并且就像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一样，成功地“脚跨”两德生活着。在柏林墙修建之后仍然如此。1961年8月13日，当那个水泥和石块筑成的“伤口”突然出现时，它不仅分割了柏林，而且将整个世界都分成了充满激烈矛盾的两部分。在默克尔的回忆中，那就像是从一个并不独特的科幻片场景中出来的一样，至少在史蒂芬·科内柳斯的版本中是这样说的。在那之前的几天，他们一大家子正坐在他们引以为豪的甲壳虫小车里，从巴伐利亚度假回来，当时车里还有家住汉堡的姥姥。在路上，卡斯纳注意到数量不同寻常的士兵，以及大量带刺的铁丝网。那个星期日，也就是8月13日，边境就被封锁了，那堵墙也耸立起来。安格拉的母亲哭了一整天，还在教堂祈祷。而当时只有6岁的小安格拉则像是被一种无力感击昏了，“她想帮忙做些什么，但不知道该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