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晨报副镌》1925年11月17日

梁启超

我做这篇文的动机，全因讨论共产主义及对俄问题而起。

第一，我根本不相信“万应灵药式”的什么什么主义，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政治原理可以有世界性，政治问题及政策，只是国别的，不会有世界性。哲学、科学上问题可以有普遍且永久性，政治上问题，只是“当时此地”的，不会有普遍且永久性。所以侈谈外国流行的时髦主义，不管那主义本身好坏如何，纵令好极，也不过是学堂里的“洋八股”!也不过是由横文译出来的“井田封建论”!共产主义在俄国是否实行，行得好不好，我们不深知，亦不必多管；纵令实行，行得好，万不能因为俄国人吃大黄芒硝治好了病，便把大黄芒硝硬给中国人吃。如其有这样“头脑冬烘”的主张，无论他的动机如何纯洁，我们只能上他个徽号“墨(莫)斯科贡院里出身的洋举人”!共产主义能否为将来人类造最大幸福，我们不知道；纵令能，却不能因为人参是补身子的药，便随便找一个发大寒热的人也灌他参汤。如其有这样纯任理想的主张，我们只能上他个徽号“坐城楼读《周易》却敌兵的书包军师”!

第二，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我相信“专欲难成”这句格言。我相信无论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种种问题，国内总不免有一部分人和他部分人利害冲突。冲突的结果，当然不免抗争，抗争的结果，总要双方有觉悟，裁制自己利益的一部分，承认对方利益的一部分，以交让互助的精神而得较圆满的解决。二次、三次抗争，亦复如是。如是递迭交争交让之结果，自由幸福的质和量都随而加增。尤其是经济事项，非在“两利俱存”的条件之下，万无健全发展之望。若一方面得势便将别方面尽量地摧残压抑，其势只能循环报复，陷国家于长期的扰乱。尤其是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像苏俄现政府所行为，我以为只能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瘁，能力减杀，不能不认为是绝对的恶政治。

第三，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峙。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有业阶级，如真的农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厅、学校、公司……里拿自己的脑筋或气力换饭吃的，这些人无论有产无产、产多产少，都谓之有业。无业阶级，如阔军人、阔官僚、阔少爷……乃至租界里的流氓，学堂里及其他演说场里高谈什么时髦主义的政客们并不见得都无产——也许自命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便有不少的产，这些人通通叫做无业阶级。如其说中国必须有阶级战争吗?那么，只能有业阶级起而奋斗，打倒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若无业阶级得意横行，国家便永沉地狱。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我认为绝对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