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我根本不相信“全民革命”事业可以用宣传呐喊及其他煽动手段得来。全民政治成立之条件有二：一须全民为自己切身利害有深切的自觉和不得已的自动；二、须全民有接管政治的相当能力。这两个条件都非仓猝间所能造成，必须指导社会的人们很耐烦，肯下水磨工夫，慢慢地启发他们扶植他们；而且要社会在比较的安宁状态之下，才有着手的余地。换句话说：我们若盼望全民政治出现，总要给全国人民补药吃，培养好他们的体子，令他们有气力，那么，什么“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他们都会自动地办，而且包可以办到。如其不然，专用兴奋剂去刺激他们，他们吃醉了狂叫乱舞一阵，酒气过后，躺下便像死人一般，闹得几次连兴奋性也失掉；若要加分量去兴奋，或者如赵飞燕的妙药活活送了汉成帝一条命，亦未可知。再者，一群醉汉乱叫乱闹，闹不成功也还罢了，一定把全场秩序搅得稀烂，令不醉人无从插手。所以煽动式的革命论和革命手段，只是野心家利用群众心理弱点，造成“趁火打劫”的机会。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换一方面看，还可以说是全民政治之敌。

第五，我根本不相信一个国民的政治活动可以和别个国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国有联某国某国之可能或必要。既有两个国家存立在世界，当各有各的利害不相容地方，一国民想改革自己的政治，而借重别国人的指导或帮助，我敢斩钉截铁地说一句，除了甘心做吴三桂、李克用的人，不该有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这种话若在国内流行，便是国民品性堕落到十二万分的表示，这个国家简直已经宣告死刑了!至于外交呢，除却绝交宣战的场合外，无论对何国保相当的友谊是应该的，却没有什么联与不联。联人须有本钱，中国配吗?拿什么去联?若说我有一个大敌，要联别个来制他，譬如绵羊怕老虎，跑去和狼拜把，老虎撵得走撵不走，是另一回事，自己除了送给豺狼当点心，怕没有第二条路!朋友们请睁眼一看，清末联日、联俄、联英、联法闹得乌烟瘴气，哪一回不是送一份大礼物完事!我真不料在民国第十四个年头，还有道光间《海国图志》派的“以夷制夷论”发现于社会，且成为一个问题，重劳知识阶级之讨论!与论界之耻辱，真莫此为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