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一爿“家常便饭，随意小吃”的饭馆里吃饭，蓦地里大喉咙一声狂叫，告诉我这是紧急警报，于是堂倌走来，要我算账，而且还要我立刻离开那里，他认真的向我说：“在这个时期来南京，住旅馆也得要有保人，尤其是在紧急警报的时候，谁家店铺都不能容留谁。”无奈，我只得颤栗的走出饭馆，那时马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戒备森严，木壳枪脱了壳，长枪上了刺刀，平端在每一个军警的手里，宪兵坐着卡车，风驰电掣的来往巡逡，所有的商店上了排门之外，还拉上了铁门。飞机的声音在响了，我仿佛是一头傍［彷］徨的羔羊，刹那间，宪兵把我领上卡车，载到了一个新民戏院所改造的避难所，防空秩序之好，在内地确是少见的。

避难所里的同胞已经很多了，这是出于我意外的事，有佩圆证章的机关要员，有教授，有低级的骡车夫，缝穷妇，大家在同一呼吸下，受着同样的集体虚惊！

我探头一望，晴朗的天空，飞着的是我们底武装的铁鸟，在青云里上下翱翔，忠勇地保卫着我们的领空，啊！伟大的中国“赫尔古列斯”啊！（注：赫尔古列斯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但是我们确信首都的防空网是很密的，所以虽然站在生死线上，还有着无限的兴奋和无限的勇敢，实在的，首都的民众，都受有相当的防空训练，就是面对着这最凶暴最狰狞的现实，没有丝毫惶恐之色，这不能不算是中国的进步。

大概经过半小时许的光景吧？一个“解除警报”跳进了我的耳鼓，使我脱离了窒息的避难室。跑上马路，还看到一群驱逐了敌机，从容归来的铁鸟！

现在，虽然我已在一个夜里从首都回到了内地，但是我们空军的威力，在我的脑中，将经常底有着这个良好的信念。

徐志霖译的外国记者文章：

南京在空袭下

（刊于1937年10月23日英文报《大美晚报》）

南京的居民，现在是那么的习惯于日本飞机的空袭了，几乎是每天，当四周响起了防空警号时，他们便都满不在乎地躲入防空壕和地窟去，毫无慌张之象。

上海战事刚开始的那几个星期，日本飞机差不多天天光顾这里，有时一天来上个四五趟，那时候，当他们避入了地下室后，极其惊恐战栗，走出来时并窃窃私议着不知是否危险袭来。但是现在一听警号响起，都那样谈笑自若地走入地窟中，互相估计被击落的日机的数目。

显然的，南京的防空设备是非常的好，可算是全国各城市中最巩固的。在这里，有着很多架驱逐机，那确实数目当然是无从知道，总之是很多很多架，是专门用以半路截击来侵袭的日本轰炸机的。城的四郊和城内各处，都置着高射炮，那数量也非常丰富，那是抵御未被中国飞机截住的日机。

每当日本飞机刚露出一点影子于云霄时，警号就急速地响起，居民可以有充分的时间避入公共的或私人的地窟中。公共的地窟满街皆是，像是和别的城市里的公厕一样的多和普遍。警号响起以后，担任防空的军队和警察立即驱除路上的行人进入屋内或避入地窟，街上再无人行走，等日本飞机已经离开，解除了警报的声音又响起，极短的时间内一切都恢复了常态。

日机夜间来袭时，警号一响，所有的灯火即刻完全熄灭。防空部队在各条街上来去巡逻，查看在第一次警号与紧急警号之间，是否还有灯火未熄，事实上居民都非常遵守纪律，绝无留有光亮的。巡逻者还有一项责任是仔细的侦察，是否有汉奸在放信号给日机。

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机要达到他们的“炸毁南京”的目的，那真是谈何容易。

当记者在南京时，曾遇到一次空袭，在那三架日机尚未出现前好久，警号就响起了，路上即刻成为无人行走的死街，路人即避入了地窟中，没有中国飞机升入天空，高射炮正在发挥着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