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理论中，新民主主义由三个密不可分的要素构成：（1）中国革命是全球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资本主义战争的一部分；（2）但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国家的解放是革命的首要任务；（3）因此，中国革命同时也是一场缔造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共和国和创建一种全新文化的民族革命。在解放中国的过程中，将会有一种新文化被创造出来，它将以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时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新文化将会催生出一个新的中国。

显然，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时有所顾虑，那就是如何在历史和理论方面，为中国当前和将来向社会主义转变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在与苏联教条主义者（他们主张集体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和极端激进者（他们主张没收一切私有财产）争论的过程中，毛泽东告诫他们要有所克制。的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详细描绘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持久的地方，在这里，小规模资本主义与私人银行，以及在中国的当下和将来都不可缺少的核心工业是共存的。此外，毛泽东还提醒道，为了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土地改革和再分配也不能追求绝对的平等。

同时毛泽东意识到，这一切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进行，他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文章里强调的另一件紧急要务，便是伴随延安党务工作的日渐增长而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无论是在这一时期还是在他的余生，毛泽东一直都将官僚主义视作革命的敌人、人民政治的敌人和共产党潜在的死亡威胁。截至1940年，毛泽东一直都密切关注着一项广泛的政治与党务工作文化的准则的制定，这项准则将用来抵御官僚主义和主观臆测的独断专横（主观主义），成为毛泽东的理论方法和人民民主政治的典型的政务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大众民主的主体被神圣化。享受大众民主权利的人仅限于“革命大众”，不包括反革命者，这一区分就提出了一个界定的问题，究竟哪些人能够被列入“革命大众”的行列呢？在当时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对革命者的界定十分宽松：一切抗日的中国人民，无论来自哪个阶级，都是革命者。在后来的年月里，这一界定的包容范围经常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