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广大游击队队伍的建立和壮大，以及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发起文化的革命和建立革命的文化的另一个关键性问题产生了，那就是对“文化”组成要素的重新定义。对毛泽东而言，发动人民大众参加战争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击退日本侵略者，同时还要实现全国的社会主义解放。他认为，要实现这两大目标，就必须有一支文化队伍与游击军队并肩作战，并充分融入战争队伍。1942年，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创建了这种革命的文化和文化队伍的准则。

文化的革命与革命的文化的形成，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毛泽东所说的“阶级立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文艺作品是可以脱离阶级的。比如说，古典欧洲暮气沉沉的生活，反映出的是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生活方式；一幅典型的中国山水画，则表达出艺术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和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在毛泽东的眼里，对于艺术家——他们的新称谓叫做文艺工作者——来说，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艺术和文学工作的意识观念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艺术或文学要具有“革命性”，就必须表达出“无产阶级”的观念。由于中国共产党最大的革命支持者并非工人阶级，而是广大农民，因此“无产阶级”这一定义就十分宽泛，所有的革命群众都包含其中了。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

文化工作者追求革命的文化的第二个重心，是毛泽东所说的“态度问题”。革命的文化必须暴露出敌人的残暴和欺诈；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联盟，有赞美也有批评（比如对国民党就要批评）；对于人民大众，就应该赞美，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的文化有着多重含义，但这种多重性并不是关于人民大众的，看待他们应该以积极的眼光。第三个问题是“工作对象问题”。毛泽东意识到艺术与文学通常是为少数精英分子所创作和欣赏的，他坚持主张革命的艺术与文学工作应该扩大服务对象范围，比如说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同志，尽管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也许不如传统的艺术欣赏者们高。因此革命的艺术与文学应重点表现这些新接受对象的生活，而不能只反映城市高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或浪漫或现实的理想。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工作方式问题。知识分子如果对他们作品的广大受众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们怎么能创造出吸引人民群众的作品呢？要想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文艺工作者们应该以怎样的语言去创作作品？他们该怎样去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并将其转化为书面语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要求发明一种新的文学艺术语言，不光是在语言形式上，而且在语言内容上也要更新。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