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朝鲜战局进入僵持，中国国内局势趋稳，人民政府开始考虑长期规划，而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在国内经济基础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实现文化和政治的改造。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不断与其他领导人讨论，让他们相信为发展而谈发展，与为革命改造而谈发展，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要追求发展速度，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其他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然而，伴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的必然结果是各个国家之间的严重不平等。毛泽东早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他要建立革命的社会关系。毛泽东决心不仅要实现发展，还要进行改造，创造条件，实现社会平等。但其他领导人有相反意见。就发展与革命孰重孰轻，以及应该如何实现发展和革命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早在1953年就已出现分歧。正如很多学者所言，这些分歧不是单纯的权力争夺，相反，即便存在表面上的权力争夺，体现的也仍是中共领导人在中国前进方向和发展过程上的思想分歧。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分歧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延安时期就已存在、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的问题：官僚主义与革命之间的矛盾。执掌政权后，共产党既是革命的带头人，又是执政者，同时负责社会改造的开展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这本身就存在着不少亟待厘清的相互矛盾的角色问题。从1953年起，每当经济发展被摆到更重要的位置，在追求增长和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官僚这一角色的比重就随之增长，掌权的阶级力量一扩大，社会革命改造的步伐则趋缓；相反，每当社会革命受到更多重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会对官僚主义作风发动革命攻击，群众政治走向前台，掌权阶级力量随之减弱，但经济发展的效率在这种极端的政治环境下也被降低。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现象经常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