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二日的清晨，梅先生同我又乘京沪通车到了北京。我们回到护国寺街，踏进各人自己住的卧室，看到屋里陈设的家具上面，都薄薄地盖上了一层浮土，就想起我们离开这儿一晃已经四十天了。刚下车的那两天，亲友往来，不免有一番照例的酬酢；加上旅途的辛劳，我们每天晚上回去，相约不再多谈，早早就各自关门睡觉了。

第四天的上午，吃过早饭，梅先生穿了一件绒的晨衣走到院子里去晒太阳。这院子铺的是磨得很平整而又对着缝的方砖地，四个犄角都砌了小花圃，只有两个花圃里种了树，说不上有花木之胜。可是阳光普照，宽亮爽朗，在当院散散步，晒晒太阳，倒是很理想的。

“北方的春天就怕刮风。”梅先生对我说，“刮起来就尘沙飞扬，浑身是土，也并不好受。像这样的微风拂面，让我们享受到温暖的阳光，那比南方的春雨连绵，是要强得多了。”说着就蹲下身子，盘了几个太极拳的架子；又沿着廊子走了几趟，回到客厅（北京的房子，大都是四合房。护国寺街一号的南屋拆了还没有重盖起来。我跟梅先生在北屋住对房，这当中的一大间就做他的客厅）。搬出一个红木的绣墩坐着看完了报，他说：“我们好几天不写‘舞台生活’了，现在还没有客来，我该接着说第二出古装戏——《黛玉葬花》了。”我也进去搬出了一张凳子，坐在他的对面，静静地听他讲这一大段排演红楼梦戏的经过。

“我的古装戏，先是为了应节想排《奔月》，等讨论到嫦娥的扮相问题，这才想打古画里找材料。可见得凡事都是一步步发展开来的。有时偶然的几句闲谈，只要肯跟着往深里钻研，就可能产生后来很大的效果。我从《奔月》排出以后，舆论上一致鼓励我再接再厉地多排几出古装戏。我那几位集体合作的热心朋友，少不了又要帮我动脑筋了。这古装戏不比时装戏可以到报上和杂志里去找现实的题材，他们只能先在旧小说里给我找合适的资料。

“从前编戏的为什么老离不开小说，因为小说上的人物与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地深入了民间，一旦演员们在台上把它绘形绘声地搬演出来，他们看了自然觉得格外亲切有趣，容易接受。当年多数观众熟悉诸葛亮、曹操、吕布、貂蝉，都是一部《三国演义》的效果。所以近百年来，京戏剧本的取材，出不了《三国演义》、《列国志》、《水浒传》、《西游记》、《西厢记》、《白蛇传》、《杨家将演义》、《封神榜》、《隋唐》、《说唐》、《岳传》、《彭公案》、《施公案》等书的范围。有些戏的内容，由于根据的小说有问题，不宜演出。可是前辈老艺人在唱做方面倒下过工夫，留下了不少宝贵的演技。我们应该怎样把它改编或者运用到别的戏里来，这是值得大家来研究的一件事。至于有人说小说里的故事，都是作者杜撰的、不可考的，这一点我觉得倒没有多大关系。只要故事生动，合乎情理，能对群众起教育作用，或者虽然没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却也并无毒素，又能给观众欣赏上的满足的，这些都可以拿出来上演。一部二十四史有几件事情写得完全可靠，恐怕也还是一个极大的疑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