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维也纳毕德迈耶风格的代表画家，华德米勒的作品简洁明快，作品中的人物气质非常优雅，这些特点在这幅肖像画上得到了体现，贝多芬的雄奇性似乎在此有所收敛。

真的，这种对德意志性“多重性的、多源头的、混合重叠的”的表述，涉及“一些通道和长廊，带有各种洞穴、掩体和地牢”的形容，是绝对精彩的、精准的，是几乎被普遍接受的。难道它不是从瑙姆堡教堂空间结构得到的启发吗？难道就不能从瑙姆堡教堂空间结构得到启发吗？我很庆幸进入瑙姆堡大教堂，我相信我为这一著名的尼采表述找到了一个思想之源的原环境所在。之所以讲是原环境，乃是因为尼采1844年10月出生在萨克森地区的勒肯。当他那作为新教牧师的父亲于1849年去世后，他的母亲带着他和他的妹妹伊丽莎白迁到了瑙姆堡，也即是说瑙姆堡的一切都与他的童年、少年、青年经历有关，他后来也曾说过，瑙姆堡是他一生最珍爱的地方。于是，从小瑙姆堡大教堂赋予他的强大印象无疑有如烙印，当他日后需要表述那难以表述的德意志性的时候，他就比别的思想家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某种更好的表述与形容。

尼采故居位于旧城的最边缘处，虽然从大教堂开始就不断出现路标指示牌，但在最后那一节偏偏没有，折腾来折腾去，总算是抵达了。这样的居住地段对于一个迁居至此的家庭究竟有没有更多的意味？如果意味着某种“弱势”，那么，当发疯后的尼采重归故乡，由母亲牵引着他再去城中央或尽可能接近城中央的地段行走的时候，是否意味着一“弱”再“弱”？

人们须知：伟大者的荣誉并非及时到达的，月桂花环并非总是及时戴到伟大者的头顶的，恰恰相反，真正的伟大者首先必经一个受难的过程，甚至作为一个真疯子被人所回避、所鄙视、所唾弃。今日之你们，见过真疯子吗？即使你们没唾弃，没鄙视，难道没回避吗？今日之你们，依然躲着走。人们呀，你们有没有试想一下，在那些不论怎样去定义的疯子中，有没有可能存在另一个“尼采”？另一个“荷尔德林”？或者，另一个“塔索”？

塔索是著名的意大利诗人，一生极尽悲惨：青少年时期就展示了作为一个诗人应有的光辉才华，后来不仅失宠于宫廷，还失意于情场，精神因而走向失调，被当成疯子关了起来。最后，塔索只能流浪他乡。然而，他的诗歌价值终于被世人公认，罗马教宗甚至要对他封赏。

尽管塔索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但他的诗歌体现出足够的浪漫主义价值，因而受到从拜伦、雪莱到歌德等后世文豪的大力推崇。这一切深深地感动了作曲家李斯特，于是，李斯特为之写作了音乐。

1849年正值全德国都在热烈庆祝歌德诞生100周年，在魏玛的庆祝活动之一是在8月28日晚上上演歌德的戏剧《塔索》。李斯特为此创作了全名为《塔索的悲伤和胜利》的序曲。

李斯特说：“最不幸的诗人的悲楚命运曾经激起了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诗人——歌德和拜伦的情思。歌德属于以辉煌成就著称于世的巨人之列，拜伦的高贵出身和身受痛苦遥遥相对。不可否认，1849年为歌德的戏剧所写的序曲，并未能够将强烈痛苦的回忆与诗人姗姗来迟却光芒四射的胜利结合在一起。我有意在作品题目中指出了这一对照，但愿能够成功地体现这一巨大对照——天才在生时遭到虐待，死后却使迫害他的人无地自容，艺术家的力量永远光芒万丈。”

李斯特为塔索谱写了一首赞歌：“塔索在费拉拉恋爱和受苦；他在罗马报仇雪冤；他的光荣依然活在威尼斯的流行歌曲中，这三个阶段和他不朽的声名是不可分割的。为了用音乐来表现它们，我们首先为这位英雄的伟大幽灵招魂。他出现在威尼斯的礁湖上，如同再生，我们看见了他自豪而忧伤的容颜。当他在费拉拉的节庆场合一闪而过时，他的杰作就在这里重见天日。最后，我们跟着他来到罗马这永恒之城。在这里，人们给他以崇高的荣誉，尊他为烈士和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