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的美好女性，近乎天使的女性，是楚楚堪怜的，应该依赖音乐来战胜对她们的征服欲望。而当一个性别能被另一个性别完全掌控，但掌控者忽而于心不忍，而被掌控者忽而也留恋难舍，此种景况，罪乎？非罪乎？面对大自然，面对神圣的意趣，一切释然了。我觉得女性主义者看了之后会被感化的，是的，还有那么美好与善良之阳刚。可取而不取，在这种多义多情之绵延上，深刻的美学产生了。

毕竟尼采也说过：“性爱与同情感和爱慕之情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一个人做使他自己愉快的事同时也给另一个人以快乐，这样一种仁慈的安排在自然中并不多见！”

其实，这安排常常见，想见就见。不仅见于人，也见于动物。因为性欲与人的生命本源非常直接，有种近乎宗教秘密的关系，人便不能随意待之，不能以一种完全生物式的方式对待性问题。所以，尼采对婚姻的态度也非常虔诚，他看不惯巴黎那种性放纵风气，认为衰歇是后天获得的，而非先天遗传的。

问题还在于：尼采将肉体意义理解成以各种方式向人们显明了人之存在的艺术本质。那么，艺术本身必然是美的，是排斥不美的吗？在性问题上，难道他自己的实践是不成问题的，或者说言行并非绝对一致的吗？

谁的生平会像西尔斯湖那样透澈呢？

谁没有童年的秘密？少女少男的秘密？自以为没有秘密的，难道他或她不是正在不知不觉地创造当下的秘密与未来的秘密吗？

其实尼采为他自己、为所有无法透澈者给出了自辩词，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尼采说：“有不少能使思想者陷入绝望的情况，其中包括这样一种认识——非逻辑性对人而言是必要的，从非逻辑性中能产生许多美好的事物。非逻辑性深深地扎根于激情、语言、艺术、宗教乃至给生活带来价值的一切之中，以至于人们不可能摆脱它而又不同时彻底摧毁这些美好的事物。只有过于天真的人才会相信能将人的自然天性转变为纯粹的逻辑性……人即使再有理性，也不时地需要自然的天性，即对万事万物的一种非逻辑的基本态度。”

这种非逻辑性在尼采与瓦格纳的关系中体现得再充分不过了。

尼采在《瞧，这个人！》中自诉：“自打钢琴版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问世以来，我就变成了一个坚定的瓦格纳追随者。”理查·施特劳斯曾经这样认为：瓦格纳和尼采的友谊达到顶峰的那些年，是19世纪文化最令人难忘和最有意义的时期之一。

在敬仰瓦格纳的时期，尼采多次宣称，瓦格纳的生日与自己的生日是同一天。从1869年起，尼采24次去瓦格纳在瑞士特里普申的别墅。瓦格纳死后，尼采给友人写信时还说：“我首先必须抵抗的是走向老年的瓦格纳；至于原本的瓦格纳，我在很大程度上还想成为他的继承人。”在特里普申，每当瓦格纳停止作曲，带着狗去散步时，尼采就会热情地在钢琴上弹起《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纽伦堡的工匠歌手》等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