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产敌人救四川

四川往岁盛产袍哥，袍哥有个铁律就是不准反水，一旦有人反水，就要自己挖坑自己跳，活埋以示自裁。正所谓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尽管如此，拉稀摆带、内部反水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此所谓堡垒就是从内部攻破的。赞美四川最多的是四川人，批评四川最厉害的也是四川人。正是这些批评者给四川人提了个醒，使其不易沉醉酣睡，时常想到别人跑到前面去了，自己应该迎头赶上才是。

四川人的自我陶醉、保守自闭，历来是很重的。所以从古至今，四川不乏内部反水者，告诫四川人不能过于洋洋得意，过于自欺自足。公元前 135 年，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受汉武帝的指令，回四川处理开发西南夷的急务。他在代汉武帝起草一篇《喻巴蜀檄》的广而告之的文章后，发觉父老乡亲并不买皇帝的账，更不买他这个出尽风头的老乡的账。因为其中有 27 名蜀中名宿耆老说开通西南夷实在劳民伤财，毫无必要。于是司马相如便写出他的“反水”名篇《难蜀父老》，其中最著名的几句，就是今日看来，也是警策我们四川人的金玉良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蜀不变服”，“巴不化俗”，那么巴蜀便会止步不前。事实上，正是因为西南夷道的开通，才迎来了成都及四川的第一次大发展，成都才发展为长安之外的第二大城市。1908 年，自贡人雷铁崖发表了震惊全川的《警告全蜀》檄文，抨击四川人的三病 ：自私病、推诿病、依赖病，以期唤醒四川人的自强，于后不久便爆发了影响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以致雷铁崖在 1911 年写《滑头成都佬》时，也不忘成都人对保路运动的贡献。堪称“成都之子”的大作家李人先生也在诸多地方，对四川人懒惰和苟安心理提出批评，在《暴风雨前》的小说中还借青年郝达三之口，作了深切的评论。

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曾于 20 世纪 20 年代编就一本《乡土史地讲义》，里面对四川人的仪容、器量、性情、好尚多有批评。五老七贤之一、教育家徐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曾写下《异哉所谓川人治川者》，批评四川人之排外。1936 年著名科学家任鸿隽、作家陈衡哲夫妇在四川的遭遇，更是说明彼时的四川人之排外，听不进批评意见。重庆垫江人任先生到川大任校长，邀国内外的新派学者到川大教书，遭到保守的四川学者的抵抗。与此同时，陈衡哲先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川行琐记》，批评四川的诸多不是，引起四川许多褊狭者的抗议，不到两年时间只好离开四川。尽管有褊狭者的继续护短，对四川的批评声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继陈衡哲先生之后，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所出的《蜀道》也对四川多有批评。正是这些批评，成就了抗战时期四川对全国各地人民的包纳，让这些失去故土的流亡者，为四川各方面的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四川的文化底蕴能有今天这般深厚，不得不感谢抗战时期诸多大学的内迁，学者们纷至沓来，对这块土地的文化浇灌。近到 20 世纪 80 年代，四川依然有一批内部反水者，对盆地意识进行了比较好的自我批评。内部反水者，至今不绝。正是这样的反水者，促使四川人时刻自我反省，同时成就了四川人敢为天下先的意识。

2006 年 5 月 10 ～ 11 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