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文学的天空，升起一颗格外耀眼的新星。他一连出版了近30部长篇小说和为数不少的中、短篇小说、杂感、随笔和游记，而且几乎每部长篇都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广为发行。法国文学界赞美他可与海明威、卡夫卡等文学大家比肩，甚至还多次呼吁他应当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候选人。

这位文学新星就是击败数十名文坛巨匠，于2005年6月荣获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的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伊斯梅尔·卡达莱。

也许有人以为：经济发展滞后，人口仅有300多万的阿尔巴尼亚，根本出不了具有世界文学水平的大作家，卡达莱获此殊荣，只是一种偶然或者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但据我50余年来对阿尔巴尼亚文学特别是对卡达莱文学生涯的跟踪和研究，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不能手中无材料只凭主观想象，武断地乱下结论。

卡达莱之所以能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第一，我们知道，阿尔巴尼亚国家虽小，但她具有同希腊、古罗马一样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阿尔巴尼亚涌现出了不少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名家相媲美的人物。也就是说，阿尔巴尼亚的文学根基是相当厚实坚牢的；有了这样的根基，是可以建立起雄伟瑰丽的文学大厦的。第二，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也曾是经过时代风雨考验与磨砺并具有很高水平的先进文学，她拥有一批被欧洲许多有识之士公认的，能和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诗人摆在同一个天平上的杰出人物（如德里特洛·阿果里、彼特洛·马尔科、雅科夫·佐泽、泽瓦希尔·斯巴秀等），伊·卡达莱只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

其实，50年前，卡达莱就是一个名声显赫的人物。他是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也是一个得到党和政府特别关照，享有崇高声誉的骄子。

1936年，即意大利法西斯侵占阿尔巴尼亚（1939年4月7日）的3年前，卡达莱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南方著名的山城纪诺卡斯特（与阿尔巴尼亚前最高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是同乡）。他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后进入地拉那大学历史-语文系，主攻阿尔巴尼亚文学。早在青少年时代，卡达莱就崭露出诗才，18岁就出版了诗集《少年的灵感》（1954），21岁又出版了诗集《幻想》（1957）。紧接着，他又在25岁的时候，出版了引起诗坛广泛注意和好评的诗集《我的世纪》（1961）。

这三部诗集以新颖鲜活的想象力和个性突出的诗歌语汇，得到前辈诗人拉·西里奇、法·加塔的夸奖和重视。20世纪50年代后期，卡达莱被政府派送到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深造。在那里，语言天赋甚高的卡达莱很好地掌握了俄语和法语，从丰富、斑斓的俄苏文学和法国文学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使他一生受益无穷。1961年夏天，国际风云骤变，阿苏关系破裂，卡达莱被迫回到地拉那，先后在《光明报》《十一月》文学月刊和《新阿尔巴尼亚画报》任编辑，有一段时间还主编过法文版的《阿尔巴尼亚文学》。与此同时，他还继续从事自中学时代就开始的诗歌创作活动。

1963年秋天对卡达莱一生的文学事业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那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季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以整版的版面发表了他的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这首长篇抒情诗，以超凡独特的想象和联想，描述了慓悍骁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世世代代同枪结下的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深刻地阐释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千百年来伟大力量的源泉所在。它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的当天晚上，卡达莱就接到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的电话。领袖的热烈祝贺，给了卡达莱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同时也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誉和在诗坛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