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后的秋天（1966），在阿尔巴尼亚举国欢庆劳动党成立25周年的前夕，卡达莱又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了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这首诗在内容和创作思路上，都和《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一脉相承。在这首激越磅礴的长诗里，诗人满怀炽热而诚挚的情感，描述了劳动党在革命风暴中诞生、壮大的英雄历程。

又过了3年，即1969年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胜利25周年前夕，卡达莱又发表了第三部著名的抒情长诗《六十年代》，纵情歌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领导者霍查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

《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山鹰在高高飞翔》《六十年代》这组三部曲式的抒情长诗，从历史写到现今生活，思想深邃，技艺精湛（特别是前两首），均荣获过共和国一等奖。通常《人民之声报》是不发表诗歌和小说的，但卡达莱的3首长诗却能连续3次以整版的版面在报上隆重推出，这可是文坛上史无前例的盛事。从此卡达莱名声大振，在阿尔巴尼亚诗歌界独领风骚近10年。直到1974年，德里特洛·阿果里的长诗巨著《母亲，阿尔巴尼亚》问世之后（在此之前，这位诗人还发表了《德沃利，德沃利》《父辈》《共产党人》等家喻户晓的诗篇），卡达莱独领风骚的地位才被阿果里所取代。

卡达莱是一位极力追求艺术表现力的诗人，他给阿尔巴尼亚诗歌带来了不少新主题、新思想、新形象和新语汇，他许多诗作中都有着发人深思的哲理性。卡达莱的诗歌，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的完美之作，同时，他又是受俄罗斯大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影响至深的诗人。从他们的作品中卡达莱学习了未来派和象征派的表现手法，运用了阿尔巴尼亚诗人少用的诗歌语汇，增强了表现力和新鲜感。比如“时间的牙齿咬住阿尔巴尼亚的腋下”、“歌儿像从枪口里吐出的红玫瑰一样”、“白色的钟摆敲响敌人的丧钟”（把尸体比做钟摆）、“一片带血的羽毛伴随着11月的树叶落到地上”（用带血的羽毛象征烈士）、“房屋像暴风雨中的雄鹰直上云天”（用共产党的诞生地——一所小房子象征党）等。这些形象的捕捉和运用，显然受到了象征派诗歌的影响，这一倾向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后来的两部诗集《太阳之歌》（1968）、《时代》（1972）中。

犹如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小说家一样，卡达莱也是创作小说的强手。而且越到后来越明显：小说创作才能更加充分地显示他的文学天赋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