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活动在手指中间的白白的酒杯瞅了一会儿。

“照您说我该怎么办？”将军以一种气急败坏的腔调说，“您劝我怎么干？难道我需要拿个照相机，拍一些照片，回国以后好给老婆看？或者带一本日记，记些奇闻怪事？啊？您说说看，怎么办？”

“这种事我是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只是想说，您好像有点喝多了。”

“可我很奇怪，您一点也不喝。我甚至觉得奇怪极了。”

“我从来不喝这种酒精一般凶的白酒。”神父说。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奇怪，现在您为什么不开始喝？每天晚上都应当像我这样喝，以便把白天看见的事情忘掉。”

“我为什么应该把白天看见的东西忘掉？”神父说。

“因为我们有一个拥有这么些可怜的人的祖国。”将军用手指点了点书包说，“您不为他们感到遗憾？”

“请您不要嘲讽我。”神父说，“我也是一个爱国的人啊。”

将军微微地一笑。

“您知道吗？”将军说，“这三天来我发现，我们的交谈挺像现代戏剧里一些令人发腻生厌的对话。”

神父也微微地笑了。

“这个您是没办法的。人们的交谈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与话剧或喜剧相似。”

“您喜欢今日戏剧吗？”

“马马虎虎。”

将军盯了他一会儿，然后便移开了视线。

“我的可怜的士兵。”将军冷不防说了这么一句，好像大梦初醒似的，“我真为他们心疼。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抚养被别人扔掉的孩子的父母。有的时候很需要这些孩子。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如何才能为他们报仇？”

“我也为他们感到心疼。”神父说，“我心疼，而且还有满腹之恨。”

“对这些名单和协议，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死后，我们东跑西颠，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搜集起来。他们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这是命运的安排！”

将军点了点头。

真的又像演戏似的，将军自言自语道。

这个神父好像是钢铸铁打的，将军心里在想。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好奇，真想知道他与Z上校的漂亮妻子在一起时，还能保留多少钢铁味道。他心里在嘀咕，目不转睛地望着神父的脸。他竭力在想象中描摹这位神父如何跟像上校妻子这样的一个女人打交道，在她双膝旁边坐下时，他怎样脱掉那身黑黑的神父服。真的，是她对神父感兴趣，还是为了逗闷取乐才这么干？如果他们中间真的有什么事情……归根结底，我何苦要了解这个呢？

将军倾耳静听大厅里那架个头不小的收音机在广播些什么。他觉得阿尔巴尼亚语语调沉重，太难听了。当阿尔巴尼亚农民为了帮他们的忙而聚集到一起的时候，他在坟墓旁听他们讲话的次数太多了。所有那些阵亡的人，活着的时候，肯定都听过这种要命的语言。他在思索着。这会儿听起来是在广播新闻，因为广播员总是不断地重复熟悉的词儿：特拉维夫、波恩、老挝。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城市。将军在思考，又去回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军人，他们曾经到过阿尔巴尼亚。他还回想起各种生了锈的铁牌子、十字架、标记、写得歪歪扭扭的名字。大多数人有坟墓，但什么牌子也没有，甚至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坟墓。他们被直接扔进泥巴中，埋进共用的土坑里。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连烂泥巴的边也没沾，只在名单上有个名字。

一个军人的遗骨是在南方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里的博物馆里找到的。博物馆是几个热情很高的市民建的。在小城的古城堡中，在一个很深的小屋子里，人们在另外一些东西当中找到了一个人的遗骨。一连好几个礼拜，业余考古工作者每天都待在城市咖啡馆里，对这些遗骨作各种各样的判断。甚至当军人遗骨搜寻小组到达小城的时候，业余考古工作者中有两个人正在写一篇既大胆又混乱的文章，想在某一刊物上发表。一个偶然的机会，专家从博物馆那儿经过，根据挂在脖颈上的身份牌，立刻认出了骨架（在业余考古工作者的文章中，对这一身份牌有两种判断：可能是装饰品，要不就是罗马时代的钱币）。可是，专家从博物馆这么一过，却给大家作了最后的结论。此事非常奇怪：军人怎么可能进入城堡中无人出入的地下迷宫里呢？而且为什么要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