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旁边，在一片烧焦的土地上有许多坟墓，墓地周围砌了一道许多处已经坏了的低墙。将军想：葬在这里的都是我们的军人。他把长围巾围得紧紧的。从稍远一点的地方看去，神父简直就像一幅墨西哥版画上那个大黑十字架一样。事情很明显，当初他们是怎样被包围的，已很清楚了。将军心里琢磨着。他们一定是要竭尽全力跑过河上那座桥，全体士兵就是在那儿阵亡的。跑到这儿的那个军官是什么人？根据表格弄不明白是谁担任指挥官。

阿尔巴尼亚专家制订了一个普通方案。远处还有另外几座坟墓，它们离村子非常近，坟前各有一个红五星，将军立刻就把它们认出来了。这是“烈士公墓”，当地人称它们为游击队员公墓。在这里埋葬的阿尔巴尼亚人中间，还葬着他那个国家的七名士兵。在那些带有红五星的小金属牌上，字写得很糟，士兵名字的字母错误很多。所有的人的死亡日期和民族都一样。在一块石板上刻了这样一段话：1943年3月17日，在与“蓝色营”的奋力交战中，这些外国士兵同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并肩战斗，英勇牺牲。

“又是蓝色营。”将军一边在坟墓中间走着，一边说，“我这是第二次跟踪到Z上校的足迹了。根据名单提供的情况，在这个村里应该找到该营的两个士兵。”

“我们应当打听一下有关上校的情况。”神父说，“尽管1943年3月他还活着，但还是要打听打听。”

“不管怎么说，我们应当打听一下。”

不知不觉中，几个农民来到坟地旁边，填写了开销单据。然后又来了几个穿着民族服装的妇女。小孩子凑得比别人都近一些，摇晃着满头黄发的小脑袋，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大家全都静悄悄地看着坟地里挖掘遗骨的小队的活动。

一位上了年岁、腰上背着木桶的妇女来到跟前。

“他们要把那几位外国士兵的遗骨取走吗？”这位妇女小声问道。

“要取走。”人们嘁嘁喳喳地回答。

老太太没把木桶从背上撂到地下，站在那儿，像其他人一样看着。然后，她朝前迈了几步，走到公用局的工人旁边。

“请你们告诉将军，不要把他们同其他人的遗骨闹混了，我说孩子们。”老太太说，“我们理所应当地哭过他们，跟哭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将军和神父望了望老太太，可她转身走了。背上的木桶摇动了好长一会儿，直到她在通往村里的一条小道上消失。

农民们一声不响地站在坟地旁，似乎并不在场。他们目不转睛地观看挖墓寻找遗骨的人如何上上下下地忙碌着。天气冷得很，为了御寒，他们竖起了衣领，好像寻找什么东西没找到似的。

“明天将在两个坟地挖。”将军说，“今天我们要找到‘蓝色营’的两名士兵和一名坠毁的飞行员。”

这位飞行员的事儿大家都晓得。坠毁的飞机的残骸，现在还留在村那边的平地上。飞行员是飞机附近的农民亲自埋葬的。除了一块大石头以外，没留下任何痕迹。显然，这块石头指明了被埋葬者头部的位置。飞机变成了一堆生锈的废铁。一个农民说，全部还有用处的零件，都被他们一点一点地卸光了。从战争期间取代油灯用来照明的一块块橡胶和轮胎，到他们干农活需要的所有沉重的金属零件，全给卸掉拿走了。

公用局的两名工人立刻开始挖起来，小队却又回村里去了。

雨早已停了，但是村子的道路上却留下了许多铁车印和拖拉机履带印，不少地方还积满了雨水。远远近近的地方矗立着一些只剩下了一半的草垛；这些草垛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在一些柏树中间，露出古老的教堂大钟。从教堂后边的一个地方，传来了一台拖拉机嘟嘟嘟的响声。

他们在车上吃的午饭，然后到农业社俱乐部喝了咖啡。俱乐部里烟雾缭绕，桌子上几乎摆满了东西。一台小收音机开到了最大音量，农民们抬高嗓门大声谈话。看得出来，他们是平原地区人。头发被太阳晒得脱了色，皮肤显得又亮又红润。就连说话的腔调也与众不同；这腔调最温柔，最富有音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