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冰心并不是个案，另一个例子是她同时代的黄庐隐。庐隐热爱写作，一直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这个杂志喜欢书写社会问题的小说，庐隐一直坚持写这样的作品，工人、农民、贫穷者，等等，她因此成为当时著名的女作家。但是，作为女高师的学生，这些人的生活之于庐隐是隔膜的，她最擅长写青年女性生存的困惑，而那又不是《小说月报》所爱。我们知道，主编茅盾非常欣赏庐隐关于社会生活的小说。今天看来，庐隐的小说并不成功，原因一则当然与天赋有关，另一方面，为了编辑和批评家的趣味，她没能真正打开自我。事实上，即使是写青年女性生活时，她也畏手畏脚，怕读者对号入座。

一百年来中国的女性写作史上，像冰心、庐隐这样的女性写作者很多，她们身上未必没有成为优秀大作家的潜质，或者，她们也许可以写得更好，但是，最终没有能“人尽其才”，原因在于环境、道德以及内心对自我的束缚。

当然，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跟那时候已经有很大不同。可是，今天的我们真的能打开“自我”吗？真的能解放内心、不为世俗、不为文学趣味、不为批评家/读者好恶而写作吗？如果有人把这个问题抛给我，我肯定也不能给出满意的回答。我必须老实承认。

流行什么写什么，是当下许多作家的习惯，至少我在杂志上看到的是这样。社会现实如此千奇百怪，但在作品里却千人一面：底层写作、日常生活的描摹、婆婆妈妈式人际关系，又或者，对社会问题的简单勾勒。能冲破当下写作氛围的作品很少，就我目前所见，鲜有那种有独立判断力和穿透力的作品。我们的写作常常会被时代风潮、外界的看法、杂志的意愿所影响。女作家的作品也不例外。

波伏娃在《妇女与创造力》中说：“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她们不仅受从父母和老师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限制，而且也受到她们所读的那些书的限制，受到她们所读的书——包括女作家们所写的书——所传给她们的那些神话的限制。她们受到传统的妇女形象的限制，而她们感到要脱离这种模式又是极其困难的。”波伏娃说的情况现在恐怕依然存在，我们大部分人，在写作时是否想到过要冲破藩篱——冲破教育的、世俗的、书本里有关好女人/好作家形象的束缚？答案是否定的。

大部分时候，作为女性，我们是与这些规则和谐相处的，我们沉湎于“好女人/好作家”的规则中，以使自己适应这个规则。取悦他人，为身边习俗与惯例所困扰，是大多数女作家面临的障碍。而作为女性批评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我想到自己一篇论文要给某家杂志时，会考虑杂志的趣味，哪个段落可能这个杂志不喜欢，如果杂志不喜欢，我要不要修改？我会纠结。还有，我的一个观点如果和我的导师、我尊敬的师长的观点不合，我心里会不会犹疑，又或者，告诉自己干脆不表达，沉默了之？我也会在内心进行挣扎。最近几年，我深刻认知到，养成独立思考和自由写作的习惯如此之难，我恐怕终生要与这样或那样的内心限制进行搏斗。我以为，突破这些限制就是养成自由习惯的开始，是一个起点。没有自我突破，其他无从谈起。

当然，也有女作家，在她最年轻的时候就天然地具有自由写作的勇气。我想到丁玲。当时的读者回忆说，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到来，宣布了冰心时代的结束。所有读者都意识到一位新锐女作家的到来，甚至一个新的写作时代的到来。这部小说中写了一位现代女性的内心世界，女性在爱情中的两难。年轻的丁玲在写作时，一定没有想过她母亲看过后会怎么样、广大读者会不会将她与莎菲对号入座，她恐怕是毫不在乎的。要知道，那是1927年的中国。丁玲当时也很年轻，写作莎菲时，丁玲是完全没有兴趣做什么乖乖女的，在当时，她是任性地听从了内心的声音。她也一下子就成了中国最受瞩目的女作家，她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她勇敢地冲破了传统的、道德的、写作惯例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