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萧红把《呼兰河传》第一章给朋友看，朋友说，写得不错，但就不知道这是小说还是散文。萧红的回答是，我不管，只要写得好。这个回答是萧红三十岁的时候，她临死前的一年。她还对聂甘弩说过一段话：“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这是萧红写《呼兰河传》之前说的。这些话属于自由的写作者萧红。也许以前萧红在写作中有过她的迟疑和自我否定，但是，到写《呼兰河传》时，萧红内心已经开始养成自由的习惯。

《呼兰河传》写得比《生死场》好，是因为她完全跨越了写作文体的界限，以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写作样本对那些所谓的文学惯例说“不”。《呼兰河传》也许放不进某种惯常的文体，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它的魅力。《呼兰河传》中大泥坑的隐喻，小团圆媳妇无端地被杀死，出现在彼时彼地的中国，也出现在今时今日。萧红由一己之所见，抵达了辽远，她写出了人类整体的命运和际遇。这个作家写出了“这一个”世界。萧红只活了三十一岁，生命短暂，但是，她文字的生命却远超过她的肉身。《怀念鲁迅先生》《呼兰河传》能为万千读者诵读，能为几代读者共同热爱，实在是一位目光辽远、内心养成自由写作习惯的作家应得的荣誉。

在我看来，作为作家，萧红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是，在时代潮流里尽可能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写作天地，即使有人批评她立场不坚定、写作没有套路也在所不惜。她绝不自我规训和自我审查以使自己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口味。这也是我喜欢萧红的原因。比如当时开抗战创作会议，别人都在讨论如何写抗日，萧红的发言则是，抗日是必需的，但同时她也认为，文学、小说，永远都对着的是人类的愚昧。这样的发言，在那样的场合里，说出来多不容易。如果我们能回忆起自己在各种场合所做的发言，就知道，在一个强大气场里说格格不入的话，实在是一种勇气。这缘于她对自我写作追求的确信。

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亲情、伦理、教条、掌声、他人的目光以及爱情面前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我理解的写作的自由。我觉得很多人把“自由”二字狭隘化了，写作的自由不只是指突破那种审查制度，它也包括作家的自我解放，包括对自我虚荣的一种克服。今天，我们有没有为了获取掌声而扭曲内心最真实的表达——如果有，那是不是另一种不自由、另一种作茧自缚？另一种不自由是隐蔽的，通常被认为在追求自由。这是题外话。

回到女性写作。即使今天男女平等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女性的地位依然与男性不同，作为女性，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各种不平等。以前我很愤怒，但现在，我对此也有了不同的理解。虽然要努力争取平等，但是，在艺术领域，这个边缘位置有时也能带给我们另外的视角和感受。那是属于女性的感受。承认并尊重这个感受，不掩藏，把我们感受到的世界写出来，是对平等的追求，也是对写作自由的追求。不怯懦地表达，即使身处边缘，也要发声，也告诉自己要勇敢地与全世界进行平等交流。写作需要自我解放，但是否也需要一种自信——对自由表达的确信，对自我表达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