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带信给台北的秦德纯，揭发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咳，张校长虽然与中共斗争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隐藏夹带一封密函，带信使者在澎湖码头上船的时候，卫兵从他口袋里搜出信来，没收了。张敏之又派烟台联合中学的另一位校长邹鉴到台北求救，邹校长虽然也有与中共斗争的经验，沿途竟没有和“假想敌”捉迷藏，车到台中就被捕了。

最后，张敏之以他惊人的毅力，促使山东省政府派大员视察流亡学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厅长徐轶千是个好样的，他“胆敢”会同教育部人士来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认强迫未成年的学生入伍，徐厅长请李振清集合编入军伍的学生见面，李无法拒绝，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带到海边拾贝壳。徐轶千告诉参加大集合的学生，“凡是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学生站出来，回到学校去读书！”队伍中虽然还有幼年兵，谁也不敢出头乱动。张敏之动了感情，他问学生：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读书吗？现在为什么不站出来？徐厅长在这里，教育部的长官也在这里，你们怕什么？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你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几个孩子受到鼓励，这才冒险出列。李振清的谎言拆穿了。后来办案人员对张敏之罗织罪名，把这件事说成煽动学生意图制造暴乱，张校长有一把折扇，他在扇上亲笔题字，写的是“穷则独扇其身，达则兼扇天下”，这两句题词也成了“煽动”的证据。

徐轶千对张敏之说：“救出来一个算一个，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于是着手“做案”，这个“做”字是肃谍专家的内部术语，他们常说某一个案子“做”得漂亮，某一个案子没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烟台联中有一个庞大的匪谍组织，鼓动山东流亡学生破坏建军。立意之后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由下层着手，下层人员容易屈服。那时候办“匪谍”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层一层株连。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布局。办案人员逮捕了一百多个学生（有数字说涉案师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劳审问，从中选出可用的讯息，使这些讯息发酵、变质、走样，成为情节。办案人员锁定其中五个学生，按照各人的才能、仪表、性格，强迫他们分担角色，那作文成绩优良的，负责为中共作文字宣传；那强壮率直的，参与中共指挥的暴动；那文弱的，首先觉悟悔改自动招供，于是这五个学生都成了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分团长，他们的供词就成了其他学生成为匪谍的证明。

每一个分团当然都有团员，五个分团长自己思量谁可以做他的团员，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办案人员手中有“情报资料”，可以提供名单，证据呢，那时办“匪谍”，只要有人在办案人员写好的供词上盖下指纹，就是铁证如山。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单凭五个中学生当然玩不转，他们必然有领导，于是张敏之成了中共胶东区执行委员，邹鉴成了中共烟台区市党部委员兼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主任。

办案人员何以能够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术是酷刑，所以审判“匪谍”一定要用军事法庭秘密进行。澎湖军方办案人员花了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种酷刑，像神创造天地一样，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最后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两位校长（张敏之、邹鉴）五名学生（刘永祥、张世能、谭茂基、明同乐、王光耀）共同意图以非法方式颠覆政府，各处死刑及褫夺公权终身。时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敏之四十三岁，邹鉴三十八岁。同案还有六十多名学生押回澎湖，当局以“新生队”名义管训，这些学生每人拿着一张油印的誓词照本宣读，声明脱离他从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宣誓仪式拍成新闻片，全省各大戏院放映，一生在矮檐下低头。当时保安司令是陈诚，副司令是彭孟缉。